吃草挤血的帝国奶牛—明朝江南的“特殊”待遇(2)

松江布匹质量上佳，不仅畅销国内，还漂洋过海，风行日本：“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此外，盐业，渔业也同样得到了繁荣发展：“昔至元盐荚之榷于两浙也，以引计凡四万耳。后浸益至四十八万，而松江之额十万有奇，民其得无瘵乎”。可以说是粮、棉、布、盐、渔行业五开花。

江南劳动者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这块不那么大的土地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成就，然而，在古代中国的大环境下，就好比一个未成年的羸弱小孩拿着金银珠宝在路上行走，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江南的富庶令许多豺狼虎豹，尤其是万民的慈父皇帝老爷子垂涎三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所出，皆赖圣天子在位，上天垂恩，百灵赐福，黔首大众不过是忝居其地，坐享其成而已。

朱元璋虽说发迹于淮北，但江南对他而言实不亚于关中之于汉祖、河北之于光武、兖州之于魏武、太原之于李氏，实乃令其能剿灭群雄的根本后方。统一后的朱元璋对江南地区的富庶心知肚明，从一开始，以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就是大明王朝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顾炎武引用道：“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也。”这样算来，上述五府所交的赋税几乎相当于全国的8成以上，该数据当然略有夸张，但也许也反应了部分事实。“今之赋税较宋浮 至七倍，比元也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韩愈是唐朝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明朝时期的江南赋税相比唐宋又甩开了几个身位，当时的租赋相当于宋的7倍，甚至是极力压迫南民的元朝统治者的3倍，而苏州区区一府所交的税额相当于整个湖广省，是福建省的两倍，松江府的赋税尽管仅仅是苏州的一半，但其下辖2个县，苏州府则有7个县，这样，按每县的税负，松江几乎是苏州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