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草挤血的帝国奶牛—明朝江南的“特殊”待遇(3)

万历六年（1578年）松江府每亩平均24.29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之多，是北直隶每府州平均数的23 倍之多！杜宗桓在其《上巡抚周公书》中对苏、松重赋问题写道：“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江南地区沉重的赋税令时人也为之侧目，感慨不已。

仅仅是征税，对明朝统治者而言还远远不够，劳动力也要充分利用起来才过瘾。明朝初期，朱元璋在南京，朱棣在北京营造皇宫，都大量使用了来自江南各行业的工匠，工期往往长达十几年。之后武宗南巡，嘉靖平倭，万历矿税，力役愈来愈重，“以致征伐之功无虚 日，土木之工无已时”，“独是役差 一 端，备极繁重，……此他郡未必具有，而松郡独兼有之者也”。当然，运输损耗所产生的损失也要加到江南百姓头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所谓“加耗”随之而来，松江每年漕米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石，加耗损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七石，合计三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七石，这是官方“加耗”数，差不多相当于原物的1/2-2/3左右，然而，真正的“加耗”数更为触目惊心：“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白粮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万矣。此下所无，而江南之所有，民几何而能胜也”。
所谓“加耗”竟然相当于原数的4倍，负担之重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酬劳”
付出如此之多的江南地方，有没有得到朝廷的另眼相看呢？答案是有的，朝廷对江南的报答是比全国平均难度高出几十倍的“升学入取率”。自宋朝开始，科举名单往往被南方人霸榜，北宋中叶以降，开始给予齐鲁河北等地的考生以一定优惠，尽管如此，南方才子仍在科举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9600余人的上榜者中有9100多来自南方，两浙和江南东西路占据了7成。北方人的劣势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时期，朱元璋在大开杀戒之后，规定南北卷按地域分别取士，各占45%，中部取剩下的1成。按地区分配名额录取导致江南的竞争远高于其他地方，清朝继续沿用明朝的这项政策，江苏乡试录取率一度只有145:1，同时顺天府的录取率则高达20:1，足足相差7倍之多，而云南贵州等地的录取率则是江苏的10倍，贵州更是江苏的91倍。由于乡试难度太高，很多江南学子只能另寻出路，若不是仕途之路实在艰难坎坷，绍兴师爷也不用踏遍全国幕府的门槛了（以清朝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