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这人没什么伟大的故事”(8)

我无法否认，作为一名艺术家，作品由于非正义在他自己的国家无法被看到，而在国外拥有观众，这正符合我的诗意幻想。我想到了亨利·米勒。D. H. 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我看到自己挑衅地站在他们中间。就在这时，我的妻子把我叫醒说，你在打呼噜。
在《纽约的一个雨天》之后，我着手拍下一部电影，我发现选角很困难。男女演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拒绝与我合作。我确信有些人真诚地相信我是一个捕食者。（我仍然想不出来他们为何可以如此确信。）显然，一些演员认为，他们拒绝出现在我的电影里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
如果我真的有罪，他们的姿态可能是有意义的，但由于我没有罪，他们只是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帮助证实迪伦被植入的记忆。无意之中，他们已经成了米亚的帮凶。然后有一些演员私下向我保证，他们已经更密切地关注这个案子，并说他们意识到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他们抨击刑事犯罪的血祭诽谤，援引《美狄亚》、麦克马丁的学校审判案、萨科和樊泽蒂案——就差莫斯科审判秀了。然而，尽管他们说我的困境很不合理，他们还是不能与我合作，因为反作用力会使他们最终在失业办公室的E行列中排队。
即使在理想情况下，拍一部像样的电影也有一连串无尽的地雷。一旦遇到额外障碍时，球门就会被推得很远很远。除了我通常的微薄预算之外，正如我所描述的，愿意与一个有毒的人打交道的演员少之又少。幸运的是，沃利不在其中。不过，我在西班牙拍摄，而西班牙税法要求我使用大比例来自欧盟的演员。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出色，但很少有人能像林迪餐厅里的人那样用一口好英语讲一句话笑话。
还有一个事实是，我在与亚马逊的诉讼中处于劣势，再加上媒体不断地写我，就好像我真的犯了什么罪。引用通常有理性而头脑冷静的《纽约时报》的说法，我是“一个恶魔”。某处，卡夫卡在微笑。
不管怎么说，马鞍上就有那么多障碍，还能跑出像样的比赛吗？我的意思是，一个被诋毁的、心不在焉的导演，他又不是伯格曼，在如此多的反对声中，能交出一部令人愉快的电影吗？突然间，拍这部电影的挑战变得更加令人激动。
那么，《里夫金的电影节》（Rifkin’s Festival），我在西班牙的项目，会有怎样的结果？谁知道呢？但我的确知道，拍起来很有意思，听到沃利说我的台词也感觉很好。我想，这里的教训是，有些人可以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当然，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电影效果好，那将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