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对谈：名画《清夜游西园图》在唐长安的流转(10)

到了北宋后期，还能看到一点《清夜游西园图》的影子。董逌《广川画跋》里说：有一幅传世的《醉僧图》号称是顾恺之画的，但是董逌认为不是。如果将《清夜游西园图》的摹本作为顾恺之的风格来衡量的话，那么《醉僧图》的风格是不像顾恺之的。他怀疑《醉僧图》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画。我们看到，即使原作在北宋末期已经不知所踪，但董逌仍是以《清夜游西园图》的摹本当作顾恺之风格的代表。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李绰在《尚书故实》里记载的这个故事：从流传上看，它经过了梁内府、唐贞观内府，安史之乱或者是泾原兵变之后，由张惟素、张弘靖收藏。二者之间应该是在元和初年的交易过。元和十三年的时候，由张弘靖进奉给宪宗。后来崔潭峻窃出，中宗大和九年崔被杀之后，张周封以数匹绢得之。之后，王涯唆使求官人以绢三百匹从张周封那里赚取。甘露之变以后，郭承嘏门人以三百钱从粉铺中买到。郭承嘏去世后，再从郭承嘏家到令狐绹家，令狐绹又进献给宣宗。北宋末期有摹本流传，董逌把它作为鉴定的样本。
从这件作品经手人的身分来看，皇帝有梁武帝、唐太宗、唐宪宗、唐宣宗；传统士族里有张惟素、李德裕、段成式；新兴士族有张弘靖；科举家族有韩愈、王涯、令狐楚；勋贵子嗣有郭子仪的四世孙郭承嘏；宦官有崔潭峻、魏弘简、仇士良；普通文士可能有像水墨李处士类似的人；仆隶有郭承嘏家的看门人；商人有向王涯求官的力足人和粉铺主人；还可能有像窦乂一样的设局人，也就是掮客。在地图上，综合地看这些人的住宅分布如〔图二〕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清夜游西园图》作为唐代古书名画和鉴藏的典型事件，在历史上，在文献中还成为一种追忆的对象。苏轼在《宝绘堂记》和《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怪君何处得此本）中都提到王涯收藏古书画的故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提到王涯的典故。在后人的追忆中，能够给把桓玄、顾恺之、王涯联系起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清夜游西园图》。
王静（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睿老师的研究给我两点启发。首先是他把很多材料，比如敦煌壁画、法书、碑志等材料都串联起来，去建构其中的关系。这样就弥补了书画研究中材料并不丰富的缺陷。同时也有利于把当时书画收藏的各个层面连缀起来。
其次是我关注到史老师分析书画收藏的史实中存在着权力的主线，比如中央与民间、权贵与士人之间，即中央权力式微时，古书名画大都散落在民间；当中央权力振作时，法书名画就向内府聚拢。太宗朝对王羲之作品的收藏即如此，可代表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一起提升的样态。另一类型的例子就是王导的十一世孙王方庆向武后献书的故事。中宗时代，中央权力式微，法书名画就散在民间。根据武平一的记载，“至中宗神龙中，贵戚宠盛，宫禁不严。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尽金璧，次及书法。嫔主之家，因此擅出”。到了玄宗时期，岐王元范又把得之于御府的书画进献宫廷。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式微，于是大富之家与士大夫之家的收藏就渐盛，当然实际情况更复杂。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法书名画的收藏跟钱财等个人能力的关系并不是很大，稀缺珍品的获得反倒是地位、权力与机缘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