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梁鸿鹰：时代是为在场的写作者准备的(4)

青年报：有一个人群叫“北漂”。你们这一代人，学生时代以后，几乎整个人生都在北京，现在有没有“漂”的感觉？作为一个文化名家，你怎么看待北京这片土地的？你文学的故乡在内蒙古还是在北京？
梁鸿鹰：因为到北京一开始就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倒是没有多少“漂”的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那几年，收入少，住房困难，交通不便，感到生存压力大，但生活毕竟一步步在好起来了。我们对北京越来越喜欢了。住在北京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北京是包容、吸纳和成就之地，同样是奖勤罚懒的地方，应该珍惜在北京的生活，北京这片土地我不能辜负。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学故乡是自己的经历，是我经历过和经验过的所有事情，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上大学、读研究生和工作之后的事情大多还没有写，还不能武断地说自己的文学故乡是内蒙古还是北京。
青年报：《当代》2020年第4期，刊发了你的散文《1978年日记所见》，你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高考像是亮在前面的一盏灯，发着光，指着路……”那时候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你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想法和高考经历吧。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假设没有遇到这么好的时代，你估计自己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梁鸿鹰：我参加过三次高考，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是1980年，1981年夏天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是在陕坝镇，读奋斗中学的补习班，住在我大姑家一年。我由理科改为文科，对政治、史地、语文、英语几科很有信心，被别人视为畏途的写作文，在我看来根本就不算是个事情。英语掌握得也很好，能看得懂英语读物，口语也不错，让大家羡慕。但数学依然是弱项。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考上，这是命运眷顾我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不能失去，也不可能失去了。但我报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还是不敢选择区外的学校，而是选择了区内最好的学校——内蒙古大学，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全国重点高校。其实我这个分数可以被北京对外经贸学院之类的学校录取。所有院校我都是中文系和外文系同时报的，我的英语口语考试成绩很好，好像是满分。不过我最后还是选了中文系（即汉语系）。
假如没有被高考所眷顾，我可能至今还生活在内蒙古西部那座小小的城市里，像我父亲所经历的那样，为了得到内心的宁静，成天与人们在酒桌上周旋，永远急于抱团取暖，永远担心没有朋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圈子”的身上，而且慢慢地，在随波逐流之中快速衰老，自己都早早地讨厌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