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梁鸿鹰：时代是为在场的写作者准备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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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是一个完美的字眼，
在于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既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
青年报：你在内蒙古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又考取了南开大学的研究生，你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从大学起步的吗？你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吗？你现在怎么评价那个时期的作品？
梁鸿鹰：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学中文的使命就是搞文学研究，过教书与治学并行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作家。所以，大学和研究生时代都没有搞创作，而是专注阅读和研究，尤其是对外国名著，读得如饥似渴，读完就写研究文字。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还做过托尔斯泰研究的报告会，校园里的诗社、文学专刊等的活动并没有参与。研究生阶段遇上了翻译潮，我读了大量的英语名著，南开大学的图书馆收藏着大量周仲铮女士捐赠的英文小说，我借来读了不少，生吞活剥，尝试着英译汉，陆陆续续积累了一些，毕业后陆续出版。记得是1990年我在《中国电影报》发了一篇影评吧，谈的是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当时的《中国电影报》还是大报，影响应该不小。
青年报：你在《1978年日记所见》里还提到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和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请问一下，这些小说你最早是什么时候读到的？你当时的阅读心情和现在分别是什么？
梁鸿鹰：就是发表这些小说的时候读到的，当时这些作品真的家喻户晓，是一时的街谈巷议之作，文学刊物、广播、报纸在当时的影响都非比寻常，都盯着出来的好作品。当时阅读完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我还不能透彻理解作品的所有内容，只是感到了一种义愤与悲伤。在家乡那个地方，《伤痕》《班主任》所描写的具体情境对我们来说稍显陌生，至少我本人没有遭遇过，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促使我和全社会一起去思考，一起成长，那种共鸣是可以呼应的。
青年报：这两篇小说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很多文学作品所描述的生活，如今年轻一代读者都是陌生的，你觉得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能够令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丧失的东西是什么？
梁鸿鹰：这两篇小说有着揭批“四人帮”的特定时代印记，但作品揭示的内容是新鲜的，写的不少场景是个性化的，又关涉到青年人和学生群体，是作者人生经历和体验的反映。尽管作品对每个读者来说，具体历史情境是不可重复的，但作品描写的人生况味，人的命运、情感和内心活动，却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文学的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很奇妙，应景的作品迟早会成为过眼云烟，那些因对时代氛围、人的命运和情感进行真实描写的，则可能流传后世，使作品有幸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