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说“我爱你”，但为什么女生更喜欢说“你爱我吗”？(9)

伊利格瑞一方面坚持主体性言说的重要性，这来自gender的尖利嗓音可以调试和平衡权利的倾斜，就是说那别样的话语仿生学工作从哪里着手？别无他途，重返身体-生命创生的现场。因为身体依然是自然-文化的统一体，同时又是非自然非文化的，《第二性》正是在这个悖论性的身体-处境界面上，通过对女性经验的严密思考，波伏娃难题才终于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得到一个解决之道。精神分析认为身体有自己的语言，不同于社会的话语系统，如拉康所说，语言是身体的刺青，作为拉康弟子的伊利格瑞补充说，语言形式是一个会“风化的模具”，尤其在人的交流现场，伦理行动的现场，人有忍受这种痛苦的能力。因此退让-锁闭将男人和女人彼此隔绝，但这里的“隔绝”不是萨特说的“墙”，而是“间距”和“余地”，存在主义的“虚无”在召唤新的可能性。深受萨特影响的伊利格瑞感叹：
生命为什么还不如一朵花那样，可以自由地含苞（闭合）-待放（敞开）。
《性差异的伦理学》准备直面-重解“虚无”（nothingness），伊利格瑞从博士论文时期的“洞穴拓扑”转向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蒂迈欧篇》是柏拉图学园晚期的作品，算是首次提及在《理想国》中被遗忘的“洞穴”的本来状态。在《蒂迈欧篇》中与理型并置的正是“切诺”（chora）,一个既非真空又非具体处所的载体或空间，一个接受者和容器，并和理型一样是永恒的。但这容器无形无性，她是“有”，但又不是理型层面的理念，无从界定，这和柏拉图在该篇末尾谈论人的生命降生时的子宫相似，经由德里达的名篇《切诺》的精彩解读，他认为柏拉图说的“切诺”最好的例子正是“女性存在者”，她不同于理型归因，有自己的理由（理性），否则柏拉图没有道理把她和理型并置称之为永恒的存在。这样一来，让波伏娃始终放心不下的，但又无从安置的“性差异”终于露出其端倪，这次不是存在主义的现象界，而是不可见的实在界。
于是女性主义者将柏拉图这本体层面实在的“载体”与子宫-母性-空间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伊利格瑞重读柏拉图《会饮篇》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有关“空间-处所”的篇章，她发现其中的逻辑短路正是理性自身的界限所造成的，用尼采的话说，真理和真理的位置是两回事。这个位置就是柏拉图谜一般的“切诺”，占有和征用“她”如何成为可能？演证的清晰和结论性断言所倚重的概念体系自身，总在不停地修修补补——哲学史的样貌——由此，伊利格瑞才说，女性主义有必要逻辑地去澄清女人缺乏逻辑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