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根性”究竟有何不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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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自由的悖论？
历史的发展和他们的设想不一样。
公元前338年爆发喀罗尼亚战争。雅典不服马其顿，起兵挑衅，被马其顿打得大败。马其顿乘胜组织科林斯同盟，并开始进军波斯。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伊索克拉底已经98岁了。他看见运送回来的雅典士兵的尸体，绝食身亡。
他的“大希腊”设想，蕴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马其顿拥有强力，如何保证它对雅典只用“说服”而不用杀戮？反过来，善于雄辩的雅典，又岂能甘心被马其顿“说服”？死于马其顿阵前的雅典青年尸体，使他明白了日后仍会重复的悲剧。他既珍视自由，又渴望团结统一。统一带来的暴力，会破坏自由。但自由产生的混乱，又会破坏统一。
他死前的矛盾在他死后愈演愈烈。
希腊城邦再无团结。希腊大军远征前夜，腓力刚死于暗杀，底比斯就闻声而叛；亚历山大刚死于巴比伦，雅典就又揭竿而起；最后，当马其顿与罗马入侵者决战时，希腊城邦竟给了该王国背后致命一击。即便马其顿将希腊的半岛文明拓展成世界文明，但希腊城邦宁可同毁于外人也不买这个账。
另一方面，希腊化帝国走向专制。亚历山大屠灭了底比斯，把妇女儿童都卖为奴隶；他刚征服波斯，就要求希腊联军亲吻他脚下的尘埃，将自己升级为神（宙斯阿蒙之子）。因为骄傲的城邦不肯服从任何“人类”，他不变成神，就无法取得超越城邦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他死后，他的亚洲（塞琉古王朝）和非洲（托勒密王朝）的继承者们，也学他将自己及子孙后代都变成了生前接受祭祀的“神王”。从理性的希腊精神中，居然诞生了比王权更专制的“活神”。
希腊城邦的叛离和马其顿帝国的专制，无限发展，因果难分。
弗格森总结说，希腊城邦不可能融合。“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除非进行再分割，否则无法发展，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但这些细胞，无论新旧，都无法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因为，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不是民主，而是自治。斯巴达的双王制、小亚细亚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一样长久。城邦自身可以选择任何政治制度，但绝不服从外来的权威。谁有权力决定政治制度呢？只有城邦内的世居者。希腊城邦有投票权的“公民”必须是世代诞生于本地的同族。外邦人无法获得政治权力，更别说成为领袖。
“绝对自治”也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让统一变得不可能。希腊城邦不只反对领土国家，连联邦式国家都反对。马其顿组建的科林斯联盟被雅典痛斥为“奴役”。实际上该联盟只不过是把投票权按照城邦实力分配，大城邦票多，小城邦票少，小城邦都坚决不同意；而若实行小城邦认可的“一城一票”联盟（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雅典和斯巴达这样的大城邦又觉得亏了，也坚决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