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尔不等式的诺奖之年，怀念贝尔的一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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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得益于当时AERE支持年轻人获得更高学位的政策影响，贝尔决定进一步地深造自己——读博。起初贝尔希望攻读场论，他把目标放在了格拉斯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他最终选择来到伯明翰，师从曾经没能拜访的鲁多尔夫·佩尔斯。虽然佩尔斯明确反对贝尔做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但是贝尔始终执念着量子理论中那些困扰他的问题，所以他还是选择了量子场论作为研究方向。最终，他于1956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贝尔心中，量子力学一直是一个打不开的结。他像学生时代一样一直保持着对量子力学发展的追踪与思考。贝尔对他所接触到的量子力学的诠释不满由来已久。
首当其冲的正是“闭嘴计算”（“Shut up and calculate”）的教学法。他参与的量子力学讲座是一门工具性极强的课程——给出薛定谔方程、求解波函数、解出能级，求解光谱——贝尔对此深感疑惑。这些数学操作固然很好，但量子理论难道不需要哲学吗？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实际感知是什么？这些方程背后是什么呢[24]？
而后，不确定性原理成为贝尔对量子力学的困惑之源。贝尔对不确定性原理最大的困惑是：真实的物理中，在观测者做任何测量之前，是什么决定了动量和位置的存在有多精确？贝尔怀揣这一问题去看一本接一本的量子力学专著，但不论是玻恩的《原子物理学》（Atomic Physics）还是狄拉克（Paul Dirac）的《量子力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Quantum Mechanics）都没能解答他的困惑。
哥本哈根诠释里测量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令贝尔深感不安。他当然认识到，在科学中，测量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为了了解一个特定的物理量，我们必须测量它。但贝尔的观点是，当我们在科学意义下测量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一定是在努力获得一个在测量之前就存在的值。他认为，科学的主题不应该仅局限于测量的结果——它应该研究在没有测量的情况下存在的东西。也正因此，贝尔宣称自己是“爱因斯坦的追随者”——他是一名坚定的实在论者[25]。
最后，贝尔对玻尔（Niels Bohr）在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里经常出现的精巧的“语言寓言（parables）”完全不感兴趣。相比起那些充满思辨意味的话语，贝尔更关心牢靠的数学与事实证据[26]。
对哥本哈根诠释的种种不满鞭策着贝尔的思绪。终于，到1952年，机会出现了。他读到了1952年戴维·玻姆（David Bohm）关于隐变量的文章——这时的他逐渐将眼光聚焦在了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EPR佯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