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历史阴影中的隐秘交易(3)

即使记录在案的走私案件数量有所增加，也不一定就能凭此推断走私活动也有所增加，正如因入店行窃而被捕或被起诉者数量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有更多人入店行窃。人们对走私活动的抱怨与日俱增，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或许仅仅意味着更多人在违法时被抓了现行，或许政府在特定时期行使执法权以控制那些生活在其权力下的民众，或许出于其他原因而必须这样做。政府存在多重需要强化守法行为的理由，也许是要坚持立场增强在公众心中的合法性；或许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研究一段时间内政府打击走私活动的执法模式可能发现：在各国决定是否对本国和他国国民的走私贸易活动采取行动时，战争与和平的博弈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断言，至少在近代世界，有些政府通过扩大其先前的公认权力来发动战争。人们越来越期望政府能保护他们不断积累的大量财产，而这些财产往往是他们通过扩大商业贸易网络积累下来的。这些不断扩大的贸易网络跨越海洋与大陆，无论个人或集体都可以用更多样化的形式获取更多财产。货船驶过区域边界，运送人员、商品和奢侈品。为保护这种资源转移活动，欧洲国家把公海控制权攥得越来越紧，把自己的领土边界推得越来越远，超出纯粹的物理和地理边界，建立了全球性的法律制度。欧洲法律制度的转移（或扩散）纯粹为宗主国服务，终将取代现有的本土政策和做法。在欧洲人到达并殖民他们的领土之前，大部分本土政策和做法早已完全适应了其情况和内部发展趋势。当我们谈论殖民开拓或帝国主义时，还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欧洲商业和法律理念在世界各地传播，深刻地改变了当地人对商人和商业的原有理解。
新的法律制度不但限制了当地居民和土著居民的商机和获取财物的机会，同时还保护了欧洲商人的市场，赋予他们大量获利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这绝非偶然。鉴于这些事实，人们或许乐于看到土著居民进行广泛的走私活动，以此反抗欧洲殖民统治者。无可否认，反抗运动一点都不少，但这绝非事实的全部。稍后我将提到，其实在任何社会体制中，三教九流都在进行走私活动，甚至包括那些贸易行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商人。法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创造利润的能力，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数量。
因此，有些法律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本国商人，其实是为了确保欧洲人在商业事务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这些法律却经常遭到那些本应从中受益的商人践踏——顺便说一句，他们一直是这些法律的主要拥护者之一。不过，与那些想鱼与熊掌兼得的商人相比，这个现象更为普遍。用一位19世纪历史学家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