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无与有、空与实，生与死、得与失各类关系的空间(2)

小说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拯救一棵胡杨树，结果是没救活，这就是小说，救活了，则是故事。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就在于此。不过，一块飞石击死胡老师，就转入了故事层面（故事讲究意外事故）。而此前胡老师带领“我们”寻找、拯救一棵胡杨树，保持着小说的纯真质地。

读了此作，那棵胡杨树仿佛活了，在脑海里跑来跑去地移动，好像寻找扎根的地方。想象原始胡杨林中央，该有一棵粗壮的胡杨树，像在涝坝里丢一块石头，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来，胡杨树的气根冒出沙地，长出树苗，一圈一圈一群一群生长开来。要用多少个世纪才能长成原始胡杨林？我们仅敢暂停在它们的“边边”，那时，我们感到了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篇名是此作的文眼。与其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倒不如说山前该活着一位老师。同为“移植”，胡老师从内地的大学“移植”到天山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以树喻人，以树育人。
结尾的处理往往显示一个作家的精神能量和小说观念。
“一块碗口大的飞石击穿教室屋顶，直击胡老师的头部，胡老师死在讲台上。”结尾部分，写胡老师之死。现实中真实的死亡事故，转化为文学中的故事，处理不妥容易失真。而且，要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

由一块飞石联想到一只小白羊。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作家写到五分之三的部分，一只小白羊突然闯入小说，于是，门罗补叙小白羊存在的合理性。小白羊的闯入和女主人公的逃离，形成了一种隐喻和启示，使一个落俗套的逃离（故事总是难免有模式）有了新意和灵气。门罗为此得意，因为，小白羊不在构思的范围之内。其实，张者在小说开头已有了伏笔：开山的炮声中，飞石砸在教室的屋顶，已为结尾的飞石预示了合理的情节逻辑。
契诃夫阐述戏剧观：“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墙上挂着一把枪的话,那么在后边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把枪就不必挂在这儿。”但是，契诃夫在小说里则常常不开枪——不了了之，或轻轻放下。这涉及到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变化，颠覆读者的期望：有枪不响，甚至是没有实物的枪。我读到了那块“碗口大的飞石”，穿过屋顶，不偏不倚，砸死胡老师，惋惜之余，我阅读的理性起了作用：巧合的戏剧性出现了，那是作家设计的一块飞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