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在中国的百年传播(2)

伍建光的《孤女飘零记》是较早为国人所熟悉的《简·爱》中译本。1927年，伍建光节译了《简·爱》的部分章节，并根据主人公的遭遇将其命名为《孤女飘零记》，但直到1935年，该译本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伍建光的翻译更多地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欣赏趣味，采用归化法，避免欧化句式，对原作做了一定程度的变通和改动，如将原著中的“章”（chapter）改成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回”，并为每一“回”增加了小标题。同时，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以节译法删除了原作中大量的心理和景物描写，只保留情节和对话部分，但仍不失原作的精神风貌。这部译作也体现了译者对小说的认知和解读。伍建光在译本序言中写道，《简·爱》在描写爱情方面不落窠臼，“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唯女子立最高人格”。
这种解读既受到当时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又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简·爱》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自传》。此译本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连载于郑振铎主编、上海生活书店刊行的《世界文库》，1936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印发单行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译本，并更名为《简·爱》。其后至1954年，共再版了五次。受“直译原文有利于新文学语言”翻译观念的影响，李霁野在翻译时通篇采取了直译法，忠实于原文句法，具有非常明显的欧化倾向。此外，也受当时“文学为人生”观念的影响，认为文学翻译要服务于现实革命斗争，在翻译的选词用句上较多使用革命性词汇。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之前，《简·爱》的传播呈现新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简·爱》深受广大年轻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青睐。李霁野的译本不断再版和重印。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新文艺出版社加印李霁野的译本共16000册。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印了3000册。该译本成为当时读者阅读和收藏的主要外国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大致有：《简·爱》暴露和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马克思曾高度评价《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认为她同狄更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一起都是“现代英国杰出的小说家”，这些作家“向世界揭露了比所有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总和还要多的社会真理”。当时一些革命书籍政治性较强，而艺术性相对较弱，相比之下，以《简·爱》为代表的一些文学名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强，自然吸引了大量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