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郑宜秀(11)

又如他写《北周六典》（起初叫《北周职官志》），不仅遵从章太炎先生的指示，细致认真地研读了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这本集大成的著作，而且广泛参考金石墓志，特别是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不仅参阅了《国语》《左传》，搜集了其中有关周官的大量资料，而且还对周官以外北周采用的汉魏官制的许多史料一一找出它们的出处，涉及文献资料之广是少有的。
《北周地理志》的写作困难则更多，涉及面也更广。因为主要依靠的《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很不足用：一是魏收的《魏书》是根据东魏的版图来写的，关西的郡县只据孝武帝永熙旧籍，对西魏添置的郡县一概不收，资料残缺不全；二是《隋书·地理志》对梁、陈、周、齐的郡县废置非常简略，连《魏书·地形志》里所记的北方州、郡和县，在《隋书·地理志》中也找不见。怎么办？只好广泛阅读，以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个郡一个郡地解决，一个县一个县地解决，郡县次第解决，州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然而最能体现王先生知识广博的，还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在这两部书里，秦汉、魏以及隋唐五代的史籍，他都能十分娴熟地引用，可见其史料基础功底之厚实。
二是精。即在博的基础上，精读深钻几本基本书，把它读得烂熟。王先生曾说过：“一个学者要有几部书熟烂于胸中，这样才能控制全局，无往不胜。”这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有许多书他是“熟烂于胸中”的，尤其是《资治通鉴》。他常对人说起，抗日战争时期，只身流落于云南、四川，手头别无他书，只有一部《资治通鉴》，于是就反复细读，一连数遍，将其所记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多年的历史事实和基本线索弄清记熟，从而深得司马光治学精神的精髓。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靠一部《通鉴》起家的。”他自己这样做，也这样要求学生。尤其是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一再强调，务必熟读基本资料，追根索源，不穷不止，切忌浅尝辄止，或专靠第二手资料去做文章，那样是不会有什么创建和造就的。
三是勤。勤读、勤记、勤思、勤写；书不离眼，笔不离手，脑袋不停地思考问题，并把学、记、思、写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到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活的智慧和创造的源泉，使之开出新的花，结出新的果。这是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特点和成功的根本要诀。他一生求学、教学、治学，先后六十余年，总是勤勤恳恳，孜孜以求，从不浪费时间。在和平环境、科学文化的春天，固然精神振奋，全力以赴，日夜拼搏；就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也能沉下心来，埋头于读书和写作。抗战时期，他在流浪中熟读了《资治通鉴》；十年动乱中，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之余，还整理、改写旧作，完成了《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等近200万字的书稿；在他多病缠身、已逾古稀的晚年，仍然给研究生授课、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不停地写作；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一刻，还在伏案赶写他的《金泥玉屑丛考》，实践着他“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治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