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郑宜秀(9)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文化部分的字数几占全文字的四分之一；《隋唐五代史》共120万字，文化部分，几达50万字。重点写经济部分，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强调文化的发展，借此来冲淡政治、军事方面黑暗面的影响，我想是有必要的。凡是太恐怖、太野蛮的行为，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权、孙儒这一类人的暴行一概不写。有关黄色的故事，如隋炀帝戏陈夫人等事……不再提及了。
此外，王先生在这两部巨著中，强调了民族融合和团结。对北方十六国时期，过去论者往往只看到少数民族的野蛮落后，写民族关系多写民族歧视、仇恨和残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的。如果只有仇杀，各族人民还能生存，国家政权还能维持吗？民族融合和团结才是历史的主流。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去发现主流，发现本质，把它揭示出来，写出历史的真面貌。王先生的这些独到的见解和这两部专著的许多建树，基本扭转了过去那些因偏见形成的蒙昧状态，诚如他《挽尚钺》诗说的“古史自今开草昧”，开辟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光明的新局面，为史学界普遍欣然接受。目前史学界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主流——南方经济大开发、北方民族大融合的看法，就是对王先生这些观点和建树的肯定和概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于1988年获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赏——国优奖，是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也是王先生的著名力作，是他魏晋南北朝史丰碑的组成部分。这两部著作是他在青年时期就完成了草稿，在箱底压了40年，后四易其稿，经过大半生的反复琢磨、修改，才拿出来出版的。《北周六典》40万字，从历史的渊源上阐明了北周典制。因为西魏、北周的典章制度十分独特，纷乱复杂，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王仲荦先生不畏艰难，收集了《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关于六官的所有资料和南北朝隋唐史书以及金石、考古资料中有关北周官制的记述，详加考辨，系统排列，将北周一代典制大白于世。此外，他还广搜当时各方面的典章故实，分门别类地置列于各有关官职之下，该书不仅是一部官制史，而且还是具有“会要”性质的杰作。
《北周地理志》70万字，分上、下两册，把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以前的疆域、行政区划的215州、552郡、1056县的基本情况考辨清楚了。这也是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史籍中有关北周、北齐疆域界划的记载，语焉不详，面貌模糊，不下大功夫是难以搞清的。这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和障碍。为了突破这个难点，扫除这个障碍，王仲荦先生收集了有关地志、史书、碑铭中的大量有关资料，写成此书，弥补了这一缺陷，实在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