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大师，为何选择自杀？(4)

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在《中国姑娘》里，戈达尔安排他的青年们几乎是预演了一年后的五月风暴，又预演了革命如何在空想和嘉言中土崩瓦解——这是《随心所欲》中语言危机的再临。
青年们无法忍受词与物混淆的世界，所以其能想象的最大革命不过是扛上炸药包炸了大学。而戈达尔随时准备在下一部电影中把过去的自己撕成两半儿再踩上一脚。在《中国姑娘》里，他把红宝书扑扑腾腾砸向插着美国国旗的坦克模型；在《周末》（1967）里，他让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女子撕心裂肺地呐喊“啊——我的爱马仕手袋！”
虽然“中国姑娘”只是嘴上革命，戈达尔却把社会思想灌注入作品和生命之中。他本人将1968年到1974年命名为自身创作的“毛主义”（Maoism）阶段。1968年，五月风暴如火如荼，戈达尔和特吕弗“占领”了戛纳电影宫，要求人们停止讨论镜头的推拉摇移，加入到工人和学生之中。
他和一群毛主义者成立了维尔托夫小组，制作了大量有直接政治指向的影视作品。维尔托夫本人的代表作《持摄像机的人》（1929）正以无所不能的电影之眼（kino-eye）传达共产主义社会的遐想。

持摄影机的人 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
戈达尔深刻的批判和“顽固”的态度让他遭遇爱人、朋友和年轻人的孤立。而其批判之锋愈利。
事实上，别说在80、90年代“回归”剧情片的戈达尔创造力并未枯竭，2000年和2010年后，他也越发老辣。晚年的戈达尔隐居瑞士小城，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德国玖零》中戈达尔以影像直接介入历史——柏林墙倒塌，德国和“西方”的未来何在？从《电影社会主义》（2010）到《再见语言》（2014），到《影像之书》（2018），各种体裁的影像、声音、文学、绘画、音乐、建筑……随意拼贴，所追问者不止电影，还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