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一辈子的他从不需要观众，却被时代厚爱(2)

2010年，美国电影艺术学院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给戈达尔，但戈达尔以年事已高为由，拒绝参加颁奖礼。实际上，热爱电影大半生的他，直至晚年仍然勤于工作。2014年，他以八十多岁高龄执导的《再见语言》获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他还在社交平台上开通线上直播访谈，与影迷们畅谈。
所以，戈达尔对奥斯卡的拒绝，只是简单的三个字——“不乐意”。他的电影生涯，本质就是反好莱坞电影与反主流叙事的历程。从年轻到老去，他嘲讽一切，挑战一切，从不畏惧，也从未妥协。
戈达尔是幸运的，虽然生逢大时代跌宕，年少时经历二战，但他仍然有着选择人生的自由。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他，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银行家之女，继承了巨额遗产。生活优渥的同时，也让他拥有了“靠兴趣活着”的自由。在瑞士长大的他，中学时代才回到巴黎读书，并开始接触电影，早期尝试的短片都由父母赞助。

不过，戈达尔年轻时的挥金如土，最终导致父亲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因此，戈达尔的电影生涯，既与他性格中的任性和叛逆相呼应，也因为最初的经济原因而坚持低成本运作。相比之下，童年困顿孤独的特吕弗，性格则相对细腻敏感，电影作品也着重于成长的烦恼。
但戈达尔的良好家境和教育，还让他拥有了一样看起来与“叛逆”相悖，实则却是叛逆之基础的东西——传统。
或者说，正是因为传统教育，让戈达尔拥有了叛逆的本钱。他对电影的挑战，其实是对所谓“技法”的保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直在拍纪录片,但我一直认为这些分类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或许这与我所受的教育有关。可以说我是很传统的一个人。我很喜欢读小说，尤其是19世纪的作品。在这些小说中，或者绘画、音乐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法。电影，从发明之始就是为了观察、讲述和研究世界的，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的手段……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生活。仅仅作为观察者，只能发挥电影1/5到1/10的功能。而剩下的部分，就是广义上的纪实研究，包括研究和论述。我是半个小说家，半个散文家——当然这一点在电影界并没有得到认可，实在是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