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一辈子的他从不需要观众，却被时代厚爱(3)

也正因为这种文学化的电影理解，他更重视的是对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而非商业电影强调的情节安排。从最初的《精疲力尽》开始，戈达尔不止一次在无剧本状态下拍片（比如《狂人皮埃罗》），正是基于这一思维与心态。他甚至认为，拍电影和进行社会批判这两件事，本质上并没有差别。
戈达尔并非没有过挫折，《精疲力尽》一问世就遭遇如潮差评，反好莱坞式的剪辑手法和贯穿全片的虚无主义，让当时的影评人完全无法接受。但戈达尔所要做的，恰恰是对传统电影的讽刺与推翻。他让片子中的米歇尔自带哲学光环，将原本的商业化电影题材变成了一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游荡与思考，变成了对“理解”的追寻。至于悲剧，帕蒂的选择现实与米歇尔的结局，在电影中都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一切戛然而止。

《精疲力尽》电影剧照▲
当时有人认为，即使戈达尔的拍摄充满实验性，但这条路走不远。这个判断非常“打脸”，因为戈达尔在这条路上足足走了六十年。
1968年，法国社会矛盾尖锐，“五月风暴”爆发，新浪潮百名电影人参与示威游行，也目睹了社会风潮的变化。此后，戈达尔电影创作转向政治化，开启各种政治批判，成为第三世界的电影代言人。他曾说过：“问题不在于如何拍政治电影，而是在于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
当然，在此之前，戈达尔就已经有了“神预言”，在山雨欲来之际，铺陈了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1966年的《中国姑娘》中，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炸毁大学”这个办法。这句恐怖主义性质的台词是戈达尔现场的即兴发挥，可见其激进。但也正是这部电影，预言了两年后的“五月风暴”，预演了巴黎大学生占领学校和法国的大罢工。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抗拒革命的特吕弗转向主流电影叙事。戈达尔与他的分歧最终不可调和，走向决裂。在那时，法国新浪潮便已落幕。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戈达尔的激情与正义感缺少事实基础，所主张的“斗争理论”也的确有着空洞一面。甚至可以说，他对革命的想象，是一种富家子弟百无聊赖下的反政府主义作祟。我之所以更喜欢特吕弗，原因也恰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