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记者节，你的新闻理想如何安放？|记者节特辑(3)

李微敖坦言，近些年同行选择离开的不在少数。“经济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提道，“十几年前记者的收入是很可观的，但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很多媒体记者的收入水平与之前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还在下降。”
与翁杰同期进入报社的一位同事就选择转行进入了互联网企业，现在每年“能拿六七十万”。但目前北京市多数记者税后每月的收入，仅在一万元左右。
“老老实实做记者，写再多的稿子，即使编辑愿意给你刊发，能够帮你刊发，也很难付得起一张张账单了。”李微敖在2018年纪念记者节的微博文章中写道。当工作收入难以支撑起生活需要时，转行几乎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在互联网“大厂”开出数倍于当普通记者收入的报酬下，李微敖写道：“我的那些非常出色的老同事们，怎么能够不选择阿里巴巴？”
而张颖认为，记者转行不只因为金钱，也因为记者个人的价值追求。在记者的工作中，可能存在表达空间受限等问题，导致目前的工作并不能很好地实现他们的自身价值。
在校大学生，特别是新闻专业的同学们也感受到了这种不确定性。新闻学院2020级研究生王璐冰提到她本科的学习经历让她觉得自己不太擅长做新闻。“我在网络上看到，包括上课时老师也传达了一些行业受限的客观因素。而且从功利角度看，新闻相关的工作薪水条件没有那么好。”
王璐冰曾一度感到挫败和迷茫。但大三时在腾讯公司的实习经历，让她逐渐明确了自己未来进入互联网公司做商业化工作的发展方向。不过她在研究生阶段选择继续攻读新闻相关的专业，“主要是换专业的成本比较高，而互联网公司又没有那么看重专业类别，继续读新闻也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
期许者：理想从未走远
在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中，同样蕴含着转型的机遇。翁杰所在的《浙江日报》早在2014年就推出了浙江移动新闻客户端，在同级别的省级党报中较早地开启了媒体转型的进程。“虽然不能说我们的新媒体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我们起步早、尝试多，因此还是很有竞争力的。”翁杰说道。同时，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经营投资方面进行的多种尝试，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经营和采写分离的模式，也让我们能够很单纯地做报道这一件事。”
在翁杰看来，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依然葆有独特优势——“我们能获得更深入的资料，也能做出更深度的东西，这是快阅读、碎片化阅读的自媒体很难涉及到的。”对翁杰来说，记者这份工作，在培养自己深入思考能力的同时，也丰富了个人阅历，带给自己很多人生启发。“无论是否想把记者作为人生唯一的职业，把记者当成人生第一份职业绝对是好的，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