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记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4)

十九岁那一年的春天，我高中毕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初复试都通过，录取通知书也提前到达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两年后，我去了北大荒，把那张夹在印有中央戏剧学院红色毛体大字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
二十六岁，我在北京郊区当上一名中学老师。那时我已经回到北京一年。是因为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家中只剩下继母一人，才被困退回京的。熬过近一年待业的时间，得到教师这个职位。和父亲一样，我也得了血压高，医生开了半天工作的假条。每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叫《希望》。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有一丝隐喻的色彩。
三十三岁，我“二进宫”进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那一年，我有了孩子，一岁。孩子出生的那一年，在南京为《雨花》杂志修改我的一篇报告文学，那将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从南京回到家的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
四十岁，不惑之年。有意思的是，那一年，上海《文汇月刊》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来电报要立刻找人拍照寄去。我下楼找同事借来一台专业照相机，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让儿子帮我照了照片，勉强寄去用了。那时，儿子八岁，小手还拿不稳相机。照片晃晃悠悠的。
四十七岁，我调到了《小说选刊》，参与该刊的复刊工作。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从大学老师到《新体育》杂志当记者，几经颠簸，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地方。自以为这里是文学的殿堂，前辈作家叶圣陶和艾芜的孩子，却都劝我三思而行，说那里是名利场，是是非之地。
五十四岁，新世纪到来。我自己乏善可陈。两年之后，儿子去美国读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都有全额奖学金，是他的骄傲，也是我的虚荣。
六十一岁，大年初二，突然的车祸，摔断脊椎，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说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相信他们说的，我相信命运。福祸相依，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的先生隶书写的那副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
六十八岁，正好是今年。此刻，我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两个孙子先后出世，一个两岁半，一个就要五岁，生命的轮回，让我想起儿子的小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人生除以七，竟然这么快，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56UP》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但是已经打开了，就得读下去，读着读着，也就读下去了。”人生除以七，在生命的切割中，让人容易看到人生的速度，体味到时间的重量。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漫漫人生路，能够有意识地除以七，听听自己，也听听光阴的脚步；看看自己，也看看历史的轨迹，是件有意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