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郁达夫的风雨爱情(7)

郁达夫也觉得，上了朱漆嵌了水泥的房子已不符合他起初设想的“风雨茅庐”之名。
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说有人去干涉过。
所以他还是用了早就想好的雅名。恰逢马君武来杭，郁达夫逼他用正患痛风的右手写了“风雨茅庐”四字匾额，挂在了门前。可惜这块匾额今已不存。
“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这是胡健中赠给郁达夫的乔迁贺诗。在杭州共度的几年中，达官显贵，文人名士，皆以拜访风雨茅庐为风雅事，还争相邀请这对名伉俪宴饮出游，外地老友一到杭州也必访茅庐，把郁达夫看成“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两人生活一片繁荣，似乎无暇龃龉。
4.夫妻反目
风雨茅庐是他们旷世姻缘最后的回光返照，风平浪静之下布满暗礁。在郁达夫看来，风雨茅庐是新生活的起步，在王映霞看来，这是她为自己留的“后路”。“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与其留在手头，倒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适当地用掉为好。”
郁达夫曾在日记里评论，“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精明的王映霞，面对郁达夫婚后种种，开始为自己做打算。她的想法和今天寻常女子并无二致——握住一套房产，一防储蓄贬值，二防离婚后人财两空。她要求郁达夫在房契上写她的名字，甚至在西面墙脚朝外安放一块界石，刻上郁达夫亲笔写的“王旭界”三个字（王旭为王映霞学名），以明示房产归王映霞所有，郁达夫一一照做。

郁达夫真正在风雨茅庐中度过的时间屈指可数，大多数时间在外游历，新居落成前后，他接受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去福州任职，很少回来居住。郁达夫不在，人们拜访风雨茅庐的热情并未衰减，王映霞年轻貌美，擅长交际，在上海委屈当了五年家庭主妇，来杭州俨然成为沙龙女主人，众星捧月。
郁达夫对王映霞有很强的占有欲，甚至不让王映霞出门，出门也不许她穿艳丽衣裳，说在家里可以打扮得漂亮点，出去要穿朴素些。王映霞如此交际，他当然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