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华：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国际视野和权力观

本文原题《南部在沉睡？——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国际视野和权力观》，首发于《读书》2019年6期新刊（公众号“读书杂志”），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八三五年，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曾用富有诗意的笔触描写道：“一个人乘船顺俄亥俄河而下，一直旅行到该河注入密西西比河的河口，简直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在河的左岸，人烟稀少，偶尔可见一群奴隶无精打采地在半垦半荒的土地上游荡，被砍伐的原始森林又长出新树。可以说社会已经入睡，人们懒散，唯独大自然还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相反，从这条河的右岸，则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鸣，表明远方有工厂。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雅致的房舍显示着农场主的爱好和兴趣，到处是一片富庶的景象。”托克维尔认为，这两种景观的差异就是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差异”，奴隶制违背了平等精神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则，绝不能持续存在于“现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之中。

约1862年，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种植红薯的奴隶（来源：thenation.com）托克维尔的这一观察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对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看法一致。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因为“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而且“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十九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开始快速步入现代，与之相随的是现代大众民主政治的兴起、启蒙思想的传播、工业化的展开和自由劳动的胜利，奴隶制这一“反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完全沦入“垂死挣扎”的状态，脱离联邦是奴隶主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所做出的最后一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一观点显然已是美国史学界的“定论”。
然而，近十多年来，在跨国史、资本主义史等新史学潮流的冲击下，这一“定论”大有转变为“迷思”之势。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关于奴隶制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沃尔特·约翰逊（WalterJohnson）和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对于奴隶制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考察，无不表明，在内战前数十年中，奴隶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活力和弹性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些研究都是从经济制度出发，回应奴隶制是否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典命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马修·卡普（Matthew Karp）在《庞大的南部帝国：奴隶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一书中独辟蹊径，从“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颇具“历史性”的问题：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精英看来，奴隶制是否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