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文学阅读印象与私人推荐：炬火与微光(8)

顺着这个角度，我想说一下孙频的中篇《鲛在水中央》。小说写的是一个赎罪故事，情节是“构思”出来的：主人公独居在深山里一座早已废弃的铅矿内，因为过于孤独而向山下一个村子里的老人借书看，并且得到老人的悉心指导，但是主人公杀死过一个骗了他的老板，这位老板可能正是老人的儿子。我说小说的情节是“构思”出来的，是觉得小说所写的内容跟作者的生活离得很远。我一般不相信作家在很远的生活中能写出属于自己的好作品，虽然“很远的生活”中可能有文学性更强的内容，比如这篇小说涉及的历史和现实的人的境遇：两个普通人几乎是萍水相逢，并且有了模糊的师生之谊；但是历史和现实的变幻，却让他们有了这么一种难以厘清的尴尬关系。虽然小说有赎罪的主题隐含其中，但是谁向谁赎罪，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赎罪，却是道不清说不明的。这个“暧昧”的境遇确实是很好的小说题材，但作者的能力（因为与题材的隔阂）显然不在对历史演绎的澄清上，也不在对现实复杂关系的梳理上，如果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阅读，甚至会觉得虚假，但是就像一个同事说的：
“乍读感觉不真实，读完却又觉得非常真实。”我觉得这来自于作者自身情感的“非常真实”。作者仿佛对整个生存有一种莫名的“创痛”，这种创痛是存在性质的，是“存在”赋予“此在”的，所以是更本质的“道不清说不明”——正对应了题材里面人们处境的“道不清说不明”。所以《鲛在水中央》其实是一种自我表达，而题材是用来抑制而非宣泄情感的，并使情感更沉着有力。
如今，可能很难用“爱”或者“真理”这些概念来证明个人的“活着”了，这些概念变得越来越相对和局部，倒是“创痛”还仍然是“硬通货”，像音乐一样不用翻译就能传递到他人那里。只是这个“硬通货”也越来越少了——卡夫卡的荒诞变得更容易被接受，而那原初的焦虑则很难继承，不过，较真的人还是会遇到，或者说会被选中去承受。黑孩在长篇小说《惠比寿花园广场》的创作谈里说：“写作期间，有一天，我斗胆在天黑了以后去惠比寿，本想通宵达旦，但那天的街偏偏是雨，万籁俱寂，与小说中描写的灯火辉煌完全不同。凉风袭来的时候，我竟胆怯地逃离了。”作家的这种感觉仿佛还沉浸在《惠比寿花园广场》营造的世界里，小说是关于爱（爱不成）的故事，但也是关于生存的寓言：一个旅居日本的中国女人遇到一个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而这个韩国人又是亲朝鲜的。他们因为著名的惠比寿花园相爱而生活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的开始却是用来结束的，而这种结束仿佛耗尽了主人公所有生存的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