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毒2》：一个香港版盖茨比的悲剧故事

“断手”是情义不再的隐喻
香港电影对“断手”情节有着某种迷恋，《扫毒》系列也不例外。暌违6年，前作里张家辉自断其手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新作的一开场竟又是断手，并由此引发两兄弟间旷日持久的相爱相杀：
2004年，因经营场所存在毒品交易，地藏遭遇黑帮帮规处置，好兄弟余顺天砍断了他的右手；2019年，余顺天成长为香港金融巨子，地藏堕落为香港最大毒枭，在禁毒与贩毒、上天与入地之间，一场“天地对决”席卷而来。
从张彻、杜琪峰到尔冬升，“断手”情节是港片暴力美学的重要表征，而这种暴力又总是作用于年轻英俊的男性身体，执念于“残缺”。对于张彻电影中的残缺身体，学者苏涛这样解释：“家国的丧失、文化的失落、颠沛流离的生存体验，以及面对历史暴力的无力感，在这里都具象为残缺的肉体，成为导演无意识的外显。”

无论是被逼自断右臂的姜大卫（《新独臂刀》，1971），或是为退隐赌坛自断右手的王杰（《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1991），乃至砍手后性情突变、“黑化”到底的吴彦祖（《新宿事件》，2009），断手者永远是最帅的小生。可见，港人所钟爱的并不是维纳斯，而是杨过。被敌人砍了手，快意复仇即可，不必犹豫；但被最好的兄弟砍了手，情况可就复杂多了。两部《扫毒》都在借警匪之名言情，言“兄弟情”。不同的是，《扫毒1》是讲和解，尽管兄弟你当年向我开枪还送我去喂鳄鱼，但只要你道一声歉，我就会立刻原谅你，这里面虽然有很多情节经不起逻辑推敲，但是一讲到少年义气，却又无比煽情动人；《扫毒2》却是讲仇恨，是无法洗白的罪与无法原谅的伤。砍手之仇，虽远必诛，在这里，义薄云天的男性情谊遭遇了冷嘲与解构。
这或许和导演邱礼涛的怀疑主义立场有关。邱礼涛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硕士，他的社会学视角是其电影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底色。即便是拍摄恐怖片或者cult片，邱礼涛也总有冷峻观察社会的惊人妙笔，更不用说《给他们一个机会》《性工作者十日谈》等极具知识分子立场的独立电影创作。导演本人的怀疑论调使他无法相信英雄主义，在他眼中，江湖之“义”是脆弱的，经不起世俗社会的考验，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