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毒2》：一个香港版盖茨比的悲剧故事(4)

但另一方面，商人如果对自身的经济力量过度依赖，就会有僭越法制的风险。余顺天不堪忍受缉毒警察的无所作为，公开悬赏1亿港币，买凶杀毒；反过来，毒枭加大筹码，豪掷1亿1千万，征人反杀余顺天。就这样，国际大都市香港的治安命脉被交付于两位富裕赌徒手中，与此同时，广大市民对此毫无发言权，两位赌徒也从没考虑过香港普通市民的基本安全问题。为报私仇，余顺天不惜以暴制暴，如此狂妄“扫毒”反倒印证了其最初砍断人手的黑帮身份。15年间，他虽然积累了大量财富，却在行为观念上毫无进步；他虽然住进了宽敞豪宅，却从未变得文明。在余顺天这个复杂的、自相矛盾的、自我分裂的商人形象背后，我们竟可以读出一点“盖茨比”的味道。他是如此渴望成功，如此渴望挤入上流社会，但却必须为15年前的“原罪”买单，而精英妻子的离去，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不堪过去的有意隐瞒。
如此说来，余顺天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因为他僭越的不只是法制，还有社会身份，而警察最终向天空放的一枪，就是为他鸣响的丧钟。我想，这才是邱礼涛社会学视野的最终落脚点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青年编剧
采访、撰文：白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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