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

“江南”与“西域”的地域范围在历史上屡有变化，但它们背后蕴含的文化品格却较为稳定，成为地域多元格局中屡被提及、极富有代表性的两极。西域与江南地域文化的碰撞，是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如被誉为“元诗冠冕”的萨都剌，晚年生活在杭州等地，常喜抒写江南景物，是为南北文风交融的典型。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更加突显，不同的是西域文人寓居江南的现象反转过来，出现了大量流寓西域的江南文人。这些文人在为官之余，一方面书写西域风光，另一方面抒发思念江南之情，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景，并影响其他非江南籍文人诗作。我们就此予以探讨。
“西出阳关”的士子，在诗歌创作中融粗犷豪放的西域精神与柔雅细腻的江南文化于一体，使清代西域诗作展现出新的样貌。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浙江嘉兴人庄肇奎(1726—1798)因事遣戍伊犁。诗人在尚未出嘉峪关时，就悲吟“忽来塞外数邮亭，越鸟哀吟剪弱翎”(《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其九)。庄肇奎在塞外生活了八年之久，思乡怀归之情时刻充溢在一系列的江南书写中，如《雪朝约同人晓餐，徐溉余因病不至，走笔问之》诗中“永嘉风雨话清宵”“何当归弄浙江潮”之语。《闲云》诗中，他又望云兴叹：“如何吟钓客，不共水云乡。坞曲停舟梦，峰高采药香。”在对江南景象的追忆中，流露出诗人对故土的深深依恋。庄肇奎在遣戍期间被提拔为伊犁抚民同知，身份从废员转变为地方五品官员，但身份的改变依然未冲散他的思乡之情，他在署中专辟一室栽花，将对江南的眷念寄予其中：
“便拟浮槎天汉上，凌风直下到江乡。”(《予既于廨西治圃艺花并筑船室》)类似的表述在清代西域诗中十分普遍。如庄肇奎友人陈庭学(1739—1803)诗云：“试听越吟思，求归颜蠋真。何当返泽国，相趁蓑笠人。”(《次朱端书寄赠五首》)陈庭学为江苏吴江人，寄籍大兴宛平，故在诗中也非常自然地将“江南”作为自己怀归的情感寄托。浙江山阴人史善长(1768—1830)，来西域后看到雪景，触景生情曰：“帐撤销金怜塞上，鞭敲暖玉忆江南。江南此际薰风透，一领蕉衫人影瘦。”(《四月初二日大雪》)诗人见到塞外之雨，又作诗云：“醉里不知身万里，落花时节在江南。”(《对雨》)无论是雪景还是雨景，都抹不去对江南的思念。朱腹松(生卒年不详)《伊江杂咏》其八中也饱含着这种“江南倦客”的自怜之意：“听曲东邻月半沉，阳春何处觅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