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3)

就历史实际而言，清代西域诗中江南情结的产生，首先在于流寓西域的江南籍文人数量庞大。韦佩金(1757—1808)《归映藜方伯景照以缪申浦太守晋中秋雅集自慊斋诗属和次韵二首(其一)》“吴侬乡语欲骄人”句下自注曾说：“时伊犁多乡前辈。”嘉庆时期汪廷楷(1745—1830？)亦感慨“在戍者江浙人多”(《丙寅新正二日招同人小集》)。史善长到西域后，曾记载自己与友人“天涯欢聚，土音各操，恍在枌榆社时也”(《轮台杂记》)。由于所遇山阴同乡较多，甚至让他产生身在故乡的错觉。朱腹松身在塞外也时时参加同乡聚会，留下“故园咫尺未相亲，塞上欣逢笑语新”之语(《诸同乡过访感赋》)。这都说明当时来西域的江南人之多，江南文化也随之输入到边塞地区，提升了塞外的文化品质。
另一方面，如前文举例所示，清代西域诗中常以“江南情结”暗寓乡关之思，这种表达方式渊源有自，沿着文学史脉络向上追溯，其源头直指庾信的《哀江南赋》。虽然西域诗中“江南情结”的思想内蕴中缺乏《哀江南赋》所开启的政治意味，但是这些诗作由于西域与江南相隔万里的地理距离造成更强烈的情感冲击，独具感发人心的深刻性。可以看出，无论是泛指抑或是具体代称，清代西域诗中的江南情结都具有极强的隐喻特征，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江南”已经超越了地域概念而升华为一种包容了固定情思的文化符号和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象征。正如周振鹤先生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涵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释江南》)从文化意义上说，“江南”特有的风光与发达的经济、文化，使江南成为文人心目中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一个关于梦和美的想象载体，一种温柔蕴藉的文化品格。
江南因此具有了“精神故乡”的文化承载，与诗人们亲历边塞的地理感知融合交织，安抚了清代西域士人“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忧愁与孤寂，亦构成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独特景观。 (作者：周燕玲，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