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起义和元朝灭亡，蒙古皇帝是怎么一步一步败退回大漠的？

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年），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

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
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率“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资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诈叫“好地分”。

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人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人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