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简史：人类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餍足(12)

苏兹曼以及其他人类学家，如括斯科特、格雷伯和格雷伯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汇集了现有的证据，证明人性与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引导我们去相信的东西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我们人类有能力“缓和我们个人的物质愿望”，但正如苏兹曼所建议的那样，只有当我们解决目前不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时，这样得想法才会变得可能。然而，如果像苏兹曼那样，从人类丰富的前稀缺时代寻找鼓舞人心的例子，可能会让我们对实现后稀缺时代的机会更加绝望而不是乐观。
毕竟，作为苏兹曼调查的核心，狩猎采集者主要通过像萨林斯所说的“禅（Zen）”的道路来维持他们的富裕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物质财富限制在他们能够携带的范围内。就如在穿越沙漠的长途跋涉中，任何太大、无法随身携带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拥有。同时，为了维持旅行中的平等地位，采集觅食者会进行“需求分享”。每个人都有权力索要其他人的财物，一般来说，他们都会提出很合理的要求。现今社会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回到那样的游牧生活方式，也绝对不会接受我们个人财产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
最重要的是，苏兹曼在《工作》中所关注的采集觅食者群体是围绕着所谓的“即时回报（immediate-return）”经济来组织他们的生活的，他们不为第二天做计划，更不用说明年了。（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描述的更复杂的“延迟回报（delayed-return）”的采集觅食者社会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却不那么平等）。相比之下，生产我们认为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的商品，包括为数十亿人提供供暖、电力和交通，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将需要大量的规划。如果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前稀缺时期的生活形式是后稀缺时期生活的关键，那么，我们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现有的传统后稀缺性经济学同样在建立未来社会方面有所不足。
在20世纪，有很多人尝试公共替代方案来限制甚至取代私人和利润经济增长引擎。但回看历史，上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两者最终都陷入了世俗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中。
铁幕后的技术官僚们试图从中央站点管理他们日益复杂的经济，就像通过遥控器远程控制一样。这样做使后稀缺时代的实现成为不可能，因为它使未解决的紧张局势不断积累，大量的人变得不满。技术官僚收集信息并提供激励措施，从而生产了一些被操纵或忽视的社会角色。由于对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大量的人脱离了工作和社会，或者进行了反抗。在西方，结果是通货膨胀和罢工；在东方则是是经济短缺和人民广泛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