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简史：人类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餍足(10)

那么，为什么这种后稀缺性的未来没有实现呢？显然，凯恩斯对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改变过于乐观。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将更多地通过改变思想而不是物质利益来转变。其他的经济学家对于后稀缺社会的看法则没有那么天真。加尔布雷思谈到了支持生产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思想与马克思非常接近，他谈到“所有特权和权势阶级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运用他们的权力”。社会精英们绝对不会让经济发展这个引擎停下。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公共权力。他们不会让私人投资者掌舵方向盘，除非迫不得已。
苏兹曼还批评凯恩斯认为经济精英将带领我们走向“应许之地”，然而在他的叙述中，“雄心勃勃的CEO和有钱人”却渐渐从背景中淡出。苏兹曼试图将《工作》写成一本试图覆盖人类经济生活的巨作，然而《工作》一书却忽视了“富人”如何持续拥有比穷人更多的权力这一要点。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经济阶层的出现是与特定的技术突破同步的，譬如农业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现。苏兹曼引用了一些考古学证据证明了这个论断的不正确性。他写道，许多早期农业社会甚至城市社会仍然是采用“坚定的平等主义（assertively egalitarian）”， 包括"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atalhyük），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似城市的聚落地。"
然而，在摒除了这些解释之后，苏兹曼继续论证，经济精英的诞生只是另一项科技发明——书写技术的副产品，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变得更加复杂，文字工作者和商人由于其行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获得了权力。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对于基于文字的经济精英起源的叙述是不令人信服的。书面文字的发展不可能催生统治，因为文字是统治的主要产品之一。征服者在5000年前就开发了文字系统，以便对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进行财产统计和征税。这些税收反过来让征服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小君主。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古代农业地区，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国家是脆弱易崩溃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不断壮大，征服了全球。
苏兹曼将火、农业、城市和工厂列为人类历史的关键事件。但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一个划时代的过渡，其重要性与其他四个事件相同：从深刻的历史角度来看，“富人”决定国家政治规则的能力，以及阻止“穷人”夺取权力，即使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国家也必须被算作减缓我们走向后稀缺时代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缺乏政治理论，《工作》一书最终几乎完全回避了我们该如何实现这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