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简史：人类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餍足(7)

但在一个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加尔布雷思的解释显得不再有说服力。苏兹曼解释道，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开始看到“大脱钩”现象，既富人的收入在加速增长，而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则急剧放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应该被富裕的国家政体视为问题所在，然而我们的平均工作周并没有缩小——事实上，在美国，它已经延长了。
苏兹曼借鉴了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解释来补充加尔布雷思的叙述。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格雷伯详细介绍了充斥在经济中的大量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只用按按钮的人，成天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的人，种种这样的工作并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意义上的价值。然而，格雷伯认为，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剔除这类工作，反而似乎在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它。格雷伯假设，大量无意义的工作间接导致了经济金融化。随着经济变得更加注重抽取租金而不是新的生产，社会看起来就更像是新封建社会（neo-feudal），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即精英们雇佣了很多无用的下属作为展示他们财富的方式。
苏兹曼对非理性的工作形式为何在整个经济体中激增有自己的答案，但他从一个新奇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农业革命以来，即使我们不需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工作，这是因为宇宙的物理规律迫使我们这样做。这个答案非常奇特，因为它从生命本身的背景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最近的一个趋势。苏兹曼本质上认为，大自然已经为我们设定了程序，就像它为其他所有生物设定的那样，我们需要用多于的工作去消耗我们机体内剩余的能量。由于有很多可用的能量，但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就通过工作来释放我们内心的紧张情绪。
苏兹曼似乎是通过以下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的，既然我们人类的天性是不做超过我们需要的工作，而是把时间花在让我们快乐的追求上——比如和朋友们在一起，做饭和吃饭，唱歌睡觉。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没这么做，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我们体内起作用，推动我们劳动，直到我们的精疲力竭，而不是把我们的剩余能量用于追求快乐。对于苏兹曼来说，这种更深层次的机制最终一定是定位在生物学本身的层面上。
这些论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关于死亡驱力=的描述，苏兹曼推测“生物系统（biological systems）”很可能同样是自发出现的，因为它们在消耗热能方面比很多无机形式的效率高很多。事实证明，生命体就是一个创造熵（entropy）或产生无序的省力装置，在加速宇宙热死亡的进程中，体能系统便会调用这种装置。苏兹曼认为，生命更深层次的目的正在以多种方式自我呈现，而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一点，即作为工具为“熵，诡计之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