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3)

早年拜访我是电话预约，一按门铃，阿姨小陈便来开院门。杨先生立在屋门口，堆着一脸灿烂的笑容，像是迎迓，说“来啦！”有一次小陈不在家，先生颤巍巍地下台阶，蹒跚着来开门，边开边说：“我家的门是不上锁的。”又指着门铃摇摇手，示意不必按铃，把手伸进栅栏门，一拔插销就可以了。自那以后，我就“倚小卖小”（老资格）起来，拜谒时都是自己动手。再以后，有时路过匆匆拜访来不及电话预约，敲门后长驱直入，就像回家看老母亲似的任性。
记得在这小院的土花坛上，我不止一次来翻拍过杨宪益先生的资料、图片，也翻拍过丁聪为杨宪益绘的《祝寿图》。记得那图嵌在镜框里，拍照时反光，我让同事吴晓梅捧着，翻来覆去折腾老拍不好。先生看着着急，边用手比划边说：“干脆把镜框拆开。”我说怕弄坏。先生说：“没关系。”
月月我都要到杨府，主要是侃大山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南京市文联恢复文学活动的初期。1985年5月，南京市作家协会成立，我与先生同时参会，并有幸合影。那时先生才60多岁，照片上还显得年轻。由于她事翻译，我供职的社不能出译著，故没有什么交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东方纪事》做编辑，她的《巴金书简》（巴金致杨苡信）和《可怕的间隔》，恰是由我当责编。
记得稿子是总编辑蔡玉洗拿来的，他对我说：“杨先生叮嘱，这两笔稿费捐给现代文学馆。”愧对先生，这两笔稿费会计科最后是否代捐了，我还真不大清楚。先生从未问过，我更不好意思向她提及。我知道，在那特殊年代，先生冒死之危保存了巴金致她的这批信，还挨过红卫兵一记耳光。
文稿是联系作家与编辑的纽带。
我与先生走动最勤是在我退休后的岁月。我先在金陵老年大学编学报，后到民刊《百家湖》杂志做编辑，尤其是2012年后过从最密。说真话，最初拜访先生，半是敬仰半是邀稿，而后才是对先生的崇拜。在那七八年间，几乎月月我都要到杨府，或邀稿或送杂志、送稿费，当然主要是侃大山。
不仅我去，编辑部的几个“小朋友”陈爱华、万辉等我都带他们去玩过。聆听先生讲那“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故事：诸如西南联大时她的同学穆旦、巫宁坤、黎锦扬、许渊冲，以及与闺蜜萧珊（巴金夫人）、王树藏（曾是萧乾夫人）的既往。先生说她们三人一度曾住一个屋，亲如姐妹，好玩的是一到礼拜天，大家各自给自己的“朋友”写信……先生讲得最多的是“我哥”（她习惯如此称杨宪益）的事，听罢，引起我的创作欲。我的长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就是在先生的帮助下完成的，她为我提供了多种版本的《杨宪益传》，还有照片，并讲其轶事。还有，我写《“我的两个祖国”——戴乃迭逝世十周年纪念》，也得益于先生的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