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式考研、逃避式读博……年轻人如何缓解“选择恐惧症”？(4)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如果在国内进入较好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不少学校与科研机构所实施的“非升即走”制度使得毕业博士可能将面临更为持久的长期竞争，因此博士毕业后的就业可能将重新面临着工作地点、单位性质、岗位是直接入编还是“非升即走”制度竞争的选择困难。从是否读博到毕业后的就业岗位选择，青年博士群体之中的不少个体已经陷入了非常典型的“选择恐惧症”。诸多青年博士可能在从博士研究生阶段到工作以后取得终身教职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精力放在更多论文篇数生产的量化考核方面，而可能相对忽略了其长期性的研究领域问题与实质性研究创新。青年科研人才常常在“生存”与“发展”之间陷入“选择恐惧症”。
总体而言，年轻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例如在一定年龄以下意味着个体才有资格去申报一些青年人才计划或列入行政提拔梯队。这对于早期从事其他工作，较迟才进入科研或行政队伍的其他个体而言，“大器晚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样的早定位、早奋斗、早成功的文化氛围，无疑也是年轻人陷入“选择恐惧症”的重要动因。这种个人缺乏较为明确的竞争意愿而不得不在行为层面参与的“选择恐惧症”，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内卷”的再生产，而个体如果后续竞争失败而又缺乏退出可能性则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个人后果。如何对其加以缓解，或许需要从结构层面进行相关制度调整，在分配制度与文化价值观两个层面进一步推动多元化的就业路径，在相对多元化的市场就业路径选择之中来缓解这种职业或学业的“选择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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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缓解“选择恐惧症”？
某种意义而言，“选择恐惧症”也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可以说，东亚地区日韩等国早已显现了当代中国的“内卷”现象与青年“选择恐惧症”问题。国内这两年开始流行的“躺平”一词，本质上也更多是青年“选择恐惧症”的主观抵制与自嘲反讽。
这样的内卷竞争本质上是同质性地挤占其他生活时间的工作时间最大化。最终，这种职业与工作层面没有尽头的“内卷”与“选择恐惧症”，使得私人生活时间受到极大压缩，年轻人没有时间恋爱，甚至已婚育有小孩的年轻人没有时间照顾小孩正在成为常态。这种工作竞争的压力问题，可能对于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年轻人常常也因此面临着留在大城市还是回中小城市的选择困境。
无论如何，职业或学业的“选择恐惧症”及其过度内卷的实质，仍旧是一种不敢去自主选择的同质性的人生道路与就业竞争，在基本解决方案层面则首先应当指向收入与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中考的教育分流问题，本质上是普高及其之后的高等教育与其他技能型职业教育之间的差别，更多可能也涉及其后的白领与蓝领的阶层分化问题。在不少发达国家，蓝领阶层的技术工人收入高于白领阶层的一般职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白领阶层的经济收入及各种单位福利还普遍高于蓝领阶层，可能造成一些学生即使想从事职业技术工作也难以自主选择。客观上，当下个体的选择权增加可能更多还依赖于家庭条件尤其是家庭经济能力，而不是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只有从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层面缩小相关差距，才能逐步解决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内卷的利益导向机制。在此基础之上，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业与就业等方面的选择困境，很大程度上也同样还是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塑造更为多元的、允许尝试、允许失败再重新选择的文化价值观，从政策优惠与价值鼓励两个层面共同推动自主创业、经商贸易与各种形式就业，或许才能初步缓解当前不少年轻人在就业或学业方面的“选择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