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徐传陞：做VC这么多年，人们总在问我同一个问题(6)

这样的风险投资过程，其实是在拓展边界，就像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在《风险投资史》中所说的那样，大胆的创新者在更大胆的风险投资人的激励下，能够开辟满足人类愿望的最佳途径。
5、 基金生存与发展的边界在变化，内部的工作流程也需要改变。
技术赛道对硬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基金的决策者也不可能去把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弄懂，才去做投资决策，那一定会在时机上落后。
所以这要求基金改变内部的工作流程，以前TMT时代流程尽量短平快，但现在要变得更系统。比如我们在内部，开始要求投资团队在项目立项前，填一个细化的表格，把部分工作量化，把纯技术层面的判断前置。
这些指标包括，有没有对创始团队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调研；访谈了多少公司的员工、离职员工；访谈了多少上下游的厂商，都涉及哪些环节；访谈了多少政策方面的专家、学术方面的教授……这些都需要量化，要在投决会之前就尽量减少盲点，再配合FDD，减少投决会上对细节的讨论，而聚焦在方向性和对团队的判断上。
6、 抓主要矛盾。
在早期投资的最终决策上，也就是拍板的那一刹那，考虑哪些因素，往往是一个很考验经验和感觉的过程。
有时候掌握的信息越多，发现的细节问题越多，反而会阻碍投资。公司在早期往往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收集来了对公司和行业的几百个信息点，但真正决定公司能否发展好的因素，在早期阶段可能只有几个。
比如我们在2017年需要判断的是理想的增程模式，在中国到底是否可行，而理想所处的新能源赛道正处于成熟的前夜，理想团队本身也非常好，即便理想当时也有其他问题，但那些都不重要。
在投资上，我们以前也犯过错误，就是在最终决策时，考虑了过多的细节问题，而错过了投资的最佳时机。在硬科技领域尤其如此，我们要把对技术、行业的细节信息判断下放，这个过程要自下而上；但把主要矛盾、对真正结构性变化的判断，放在自上而下。这也是我们去年，迭代了工作流程的原因，要让整个判断机制更加灵活。
包括选择退出时机也是如此。从最终回报来看，对实业的投资，其实并不比移动互联网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动力电池，复盘来看，当年很多人投资了电池，但因为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初很多公司都依赖于政府补贴，但政策的补贴方向经常变，导致有些厂商在不同技术路线中反复横跳，最终一事无成。
很多人投了电池，但最终投中宁德时代的，少之又少。而投中宁德时代的，比如在800亿左右估值时投的，可能在上市解禁后，2000亿左右就卖掉了，简单算是赚了2.5倍。很少有人能想到它最终能成为一个接近万亿规模市值的公司，按万亿算那就是12.5倍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