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20)

2004年历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之际编了一本纪念文集，书名为《求真务实五十载》，引人注目地表明对这一学科建设思想遗产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总结。历史研究所是全国古代史领域最高科研机构，其成就对于全国古史研究者有导向作用。历史研究所几代学人近70年的辛勤努力，对“理论与功力并重”学术特色的推进和发扬共同作出贡献，实属不易!对此值得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探讨，从中得出的理论成果定能大有益于整个学术界。
五 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这一新视角对上述四项内容进行梳理和阐释，诚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是学术史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虽然二者风格殊异，但在治史宗旨上又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以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其目的即在揭示人类社会的真实进程，是为了“求真”；历史考证学以“无征不信”为治史信条，其目的也在于“求真”。二是进行这一理论“溯源”意义重大，使我们摆脱二者根本对立、互相隔绝的认识误区，而找到它们作为历史学不同演进阶段的学术流派在治史宗旨上相通之处，以此破除以往的误解。譬如，两大学术流派何以都强调广搜史料和严密考辨，唯物史观学派又为何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品格，为何对考证学家的成就高度赞赏；而考证学派又为何视其本身与唯物史观学派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一大批新考证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何会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指导；
诸如此类的问题，遂得迎刃而解!当然，这要对与重要历史事件、背景相关的史实作精审考证，而反对烦琐主义。三是正是因为新考证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各展风采、平行发展又互相推重，才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波澜壮阔，成果丰硕。考证学者重视运用新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家又何尝不是对此倍加珍惜，将之作为扩大研究领域、推进学术工作的重要契机呢？这里再就出土文献研究对学术工作的推动作用举出例证。
20世纪初年，四大考古资料(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内库档案)的发现，成为推进新历史考证学发展的大事件，由此催生了新学科、新领域和大量新成果。20世纪初年以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先后多次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边防、地理、制度等项重要记载的汉晋简牍，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边疆史、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因而一再为学术界所瞩目。而在古代历史叙事领域，此后也有了重要的机遇，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处考古地点先后有宝贵的简帛史料出土，展现出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的多方面新面貌。以前，我们研究、评价先秦历史编纂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只限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如今，有了这批新发现的珍贵简帛史料，遂使我们对于先秦历史叙事的体裁类型、记事特点、华夏民族发达的历史意识、古代史官记载与私家记载的关系等项的认识，向前大为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