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8)

因此结论自然是：五四运动领导人在当时“不免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但是新文化运动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全盘化反传统’，更没有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断裂’”(52)。
有关著名学者在时代思潮中对孔子学说持何种态度，以及对后人的启示，著者也都举出确凿事实并作精到评析。如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的“道”有进步意义。“孔子把老子的思想和殷周的传统思想加以融和，他避去了老子的‘道’这一名称，而挹取了他的精神，对于向来的天另外加了一番解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个‘天’其实只是自然，或自然界中的理法，和旧时的有意想行识的天是不同的。这在天道观的历史上是一个进步。”(53)又指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和有些史学家认为‘人’有等次性的理解不同，郭沫若强调孔子所说的‘人’是人民大众……郭沫若认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
”“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54)并认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和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同志关系来说，要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学术见解，却也是需要有一定理论勇气的。又如，通过对钱穆《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论著的深入考辨，肯定其评价孔子的核心论点，同时指出其失于肤浅之处，并表扬其晚年看法的进展。显然，著者只有恰当地掌握了正确评价思想史上优绌得失的标准与方法，以客观态度全面地了解其学说主张，才能做到像上述那样，提出商榷意见，同时又看到其后来观点的发展，特地予以表彰。
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史实辨伪和慎重评价的原则，是该书的又一特点。该书结束语部分专设一目：“‘真孔子’与‘假孔子’：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方法论问题”，总结了若干方法与要领，对我们从事深入研究和精当考证很有启发意义。评价孔子思想，首先必须对史料可靠性之程度有清醒的认识。著者认为：“我们能够据以研究孔子的史书，即使是学者们通常认为比较可靠的史书，其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按照可靠性程度，实际上有四个等级，依次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有《论语》《左传》《孟子》和《史记》的《孔子世家》等；《六经》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是悬案；《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有若干关于孔子的材料，但有些叙述带有故事的性质；《孔子家语》传说是孔子门人所撰，《汉书·艺文志》虽有著录，但今本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三国曹魏时王肃的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