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7)

正因为著者做到详细占有材料，广泛、审慎地使用，才保证该书的论述切实可靠、恰当、全面，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该书在论述和考证上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出色地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与功力并重、史识与考证兼长”的传统，对于涉及思潮、事件的紧要之处，都力求举出确切的史实根据，进行精审的考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如何评价，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著者强调必须依据事实作辩证的分析，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没有新文化运动，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可能就会得逞，继袁世凯、张勋之后中国可能还会出现第三次帝制复辟，妇女在贞节的名义下被剥夺生存权利的惨剧还会不断发生，中国的社会进步不知道还要滞后多少年。”因此历史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光辉里程碑。”(47)这一历史地位根本不容怀疑。他又论述五四新文化确实存在批判过激和片面性的缺点。“陈独秀指出只有政治上的共和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批判儒家的纲纪伦常，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这个认识并没有错。
但是他认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皆本之‘孔子之道’，因而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对准孔子，这却是一种缺乏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与后世封建专制制度高度发展条件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就有很大的区别。”(48)片面性问题应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必要性和正当性”(49)。著者又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新文化运动没有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恰恰说明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20年代和3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关于儒家思想和先秦诸子的研究，摆脱传统经学和子学的僵化框架，开拓了新的视野，出版了一批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道的哲学史和文化史著作。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相继成立国学研究部门，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多门课程。继商务印书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四部备要》。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四库全书珍本》《丛书集成》和面向广大读者的《国学基本丛书》和《国学小丛书》。有关国学的整理、研究和出版风气之盛，被有的学者赞叹为‘国学之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展开的一些争论，如关于《古史辨》的讨论，关于东西文化的讨论，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讨论，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关于读经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都与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关。讨论的参加者虽见仁见智，意见并不一致，但就连主张文化建设要‘全盘西化’的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50)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自序中就非常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中国文化的整理功夫，所以他做的工作“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的重要性，而是丰富了‘国故’的内容”(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