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5)

一是关于西周初年周公摄政与当时宗法制度的变动。周公摄政，本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有明白的记载：“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但这段史实长期以来引出各种分歧看法，有不少学者如廖平、顾颉刚相信西汉末王莽摄政效法周公故事之说，认为周公确是摄政称王。杨向奎是顾颉刚的学生，自称追随老师五十年，但他并没有随便附会师说，而是在书中运用《尚书》各篇的记载和大量典籍史料，深入辨析。并且以金文史料《令彝》所载成王在洛邑命周公尹三事四方互相印证，说明周的号令必须是由成王发布。著者在对相关的“明保”如何释读，与西周年历如何对应等项一一考辨之后，乃得出结论说：“我以为周公并没有‘称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经摄政，所有成王时《周诰》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称王，周公没有自己称王。
”(42)“盖此时周公处境极险，不有周公之宏谋远略，几何其不愤事而功败于成者!这是大政治家的襟怀，也是哲学家的远见。”(43)而揆诸当时形势，天下还没有太平，成王还需要周公的辅佐(摄政)。著者所作的详细考论又表明：史家的考证工作不应在琐屑问题上纠缠此是彼非，而应着眼于重要事件或历史的大关节点下功夫，以有利于解决关键性问题。此处的考证又紧紧联系到“周代之宗法制度亦自周公时得以完成”(44)，理由也在于此。著者进而畅论：“大宗为君而变为长子继承制，自周公始确立。”“由兄弟相及变作长子继承，也并非轻而易举，周公之归政与成王之嗣王，中几经周折，迟之又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改革之艰难过程。”“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45)这些都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宝贵创新观点，是著者在精当考证基础上提出的卓识。
二是在考证方法运用上杨向奎也有重要的推进，基于“二重证据法”而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运用民族学资料也摆在重要地位。该书论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古代礼仪中的冠礼、婚礼、外交聘享礼仪等，分别采用了《华阳国志》对古代“巴师勇猛，歌舞以凌”，以及当代学者汪宁生、陈高华等人论文中提供的少数民族习俗史料，和周边少数民族与中原朝廷交聘往来的史料，互相参证，使其论述更加生动，更具历史感。三是论证孔子赋予礼乐以新含义，使礼乐文明达到新境界。这一界定，同样是从丰富史料的辨析和综合，包括从殷商到周初及春秋战国关于天命、礼仪、习俗的变化，关于孔子与《诗》《书》《易》的关系，关于墨子、荀子等人对“儒者”的不同看法的比较等项，进行考证、评析之后而得出的，所言诚可谓如洪钟大吕：“君子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以客观的规范行为来约束自己，是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宗旨，所以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