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3)

由此证明魏晋十六国时代虽然政治混乱、战争频繁，而黄河却能长期安流，原因即在：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这二区基本上是牧区。(34)谭氏通过考证和分析，终于透过历史的现象揭示了真相：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因王景筑堤防洪的办法高明，而是因为中游地区返农还牧，恢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因此，他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在黄河中游，应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首要的措施就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35)今天，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行退耕还牧、退耕还林已成为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过半个多世纪实践的检验，恰恰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36)
四 彰显“理论与功力并重”的学术风范
以下转换一下视角，探讨一下在同一研究团队中，中国学者是否创造了成功的新经验。这里选取三位著名学者——张政烺、杨向奎、林甘泉，他们同在一个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研究所)，他们的学术实践确实对我们大有启发。
新中国成立初年，张政烺进入历史研究所，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眼界更开阔，历史考证的运用上升到更高层次，即：自觉地把对具体问题的考证与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的目标结合起来，从事考证的旨趣乃是为了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有所发明。
我们可以把他于1951年发表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作为典型例证。此文一方面承袭了他从具体考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面貌的著文风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商周社会结构问题的特点。在当时的学界，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早期社会形态的学者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建立后地域组织代替了血缘组织，而对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残留的事实注意不够。张氏则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及古代世界上其他民族历史演进的路径，强调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演进到政治的社会、建立国家组织，其间经历了十进制氏族组织的过渡期。他通过对甲骨文材料与《诗》《书》等先秦文献中关于“百人”“三百”“八百”“九百”“千人”“三千”“五千”“八千”“万人”，以及“三族”或“五族”出征史料的一一搜求胪列，指出在商和西周的“氏族组织和军队编制中亦有一种百人团体和千人团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