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1)

司马迁言楚分西楚、南楚、东楚，自淮北至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豫章、长沙，为南楚，彭城以东，为东楚。蒙文通说：“传谓豫章、长沙(略当今江西、湖南)为南楚，当是楚之南土；而越则更在其南，《方言》所谓‘南楚之南’者也。”再证以《淮南子》和《汉书》，蒙文通分析说：“《货殖列传》以习俗判楚地，《地理志》以分野述越地，而《淮南子》则以五军所处划楚、越之界；三书虽各明一事，然其所说楚、越之地则若合符节。是战国秦汉之世，楚、越之畛域固厘然各别也。则是长江中下游几尽楚地，何得谓长江以南尽越人所居也。”(29)
又针对陶维英书所谓“春秋战国时代以前”“越族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云云，蒙文通进一步据史实作了有力的辩驳：“越人之盛始于勾践，已届春秋之末，而楚国之盛则早在西周……楚成王时，‘楚地千里’，楚庄王时，北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问鼎于周室，继又大败晋师于邲。是在越人兴盛之前，楚人早已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越人曾不得侧足其间。”陶书所言，“诚瞽说也”。“合荆蛮、扬越之地计之，其于长江下游不过江南一隅而已。苟据此以论整个长江以南尽为越人所居，岂不谬哉!”(30)蒙文通对“古代越族居长江以南整个地区”这一谬说的批驳，确为证据详明，理由充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打中杜撰者的要害。
总之，《越史丛考》作为一部享誉学林的著作，的确体现出蒙文通将其原本学术根底深厚、精熟于史料的治学特色，与运用唯物史观洞察历史问题之本质的远见卓识，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令人叹服地体现出全面的观点、辩证分析的观点、透过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观点，因而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说服力。他作了这样深刻的阐发，使喋喋不休宣称“古代越族居于整个长江以南地区”者理屈词穷。李一氓高度评价蒙文通教授这部著作，认为全书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陶著所作的辩驳有凭有据，令人信服。他说：“作者的学术水平完全足以担当这个责任，把这一繁难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也把国际上一些史学家(包括法国越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奇谈怪论，引证翔实地一一加以驳倒。”从中国民族而言，“他不是为历史考证而考证，不是抽象的考证，更不是炫耀博学的考证。
在着笔时，他必然怀有维护中国民族崇高利益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感”(31)。
谭其骧同样原先以精于考证著名，1949年以后他视野更开阔，将历史地理考证与解决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