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0)

与“三纲五常”的观念乃是显示“君臣关系强化程度”的产物不同，这个范畴“有其相对性”，它可以有条件地“运用于现代及最近将来的社会”(25)。这实在是吴承仕在确立了唯物史观信仰后，运用精当考证而得出的创见。当时，熟悉经典、以严谨治学著名的杨树达先生读后极表赞赏，誉之为“根据《礼经》，剖析入微，令人心折”(26)。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原先精熟于严密考证的中年学者(其中有个别人年纪稍长)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经过学习理论而觉得眼前别开了新的天地，分析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又与广搜史料、深入考辨的长处结合起来，因而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他们的佳绩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对此前实事求是学风的大力发扬。这里举出蒙文通和谭其骧两位学者影响力很大的研究成果作为例证。
蒙文通于晚年著成《越史丛考》(1964至1968年)，这部著作的完成，既是他早年从事古代民族史研究的继续，又是他运用自己的丰富学识，为解决一个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而深入探求的成功之作。文章开头即明言：“越族”为泛指古代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然其分布地域史书记载简略，未甚明晰。“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译本)，近世论越史之名著也，于此竟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歧义殊说，异乎平素所闻未有甚于此者。然而，核之载籍，羌非故实。”(27)蒙文通洞察到，这种穿凿解释与借此的推波助澜，应当引起正直学者的高度警惕。他说：“国内外学人谓长江流域古有越人者不乏其人。然持此说者，不过就楚越同祖、夔越、扬越、夷越诸事论之而已，尚未有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尽越人所居者也，更未有言居古中国之越人‘在来自北方的人的逼迫下’乃西南迁徙至越南者也。
陶氏《越南古代史》，综此诸说进行疏通证明，而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越人后此之论越南古史者，莫不祖述其说，甚或扬其波而炽其焰。此诸说者，实多影响之谈、附会之说，核之史实，舛缪自见。”(28)这就必须严肃对待，以确凿的史实与错误的论点相对照，一一考辨清楚。蒙氏书中，即以“越族古居‘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辨”列为考论的第一项，进行有理有据的有力辩驳。
蒙文通详引各种古代文献，论述古代居于南方的楚族与越族的畛域。他指出，《吕氏春秋·恃君》篇言，“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扬汉之南”乃谓今福建、广东。百越之称屡见于《史记》。《项羽本纪》言：“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此百越之君“即闽越王无诸、东海王摇，二国所居为浙江南部及福建之地”。《平津侯主父列传》言：秦始皇“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据《南越列传》，尉佗、屠睢所攻之百越，略当今广东、广西之地。又《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同书《荣辱》篇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是汉世所谓百越之地与《吕氏春秋》所言基本相同而境宇稍广。然皆未尝以荆楚为越也，犹是《荀子》越、楚各别之义。”再据《史记·货殖列传》则以淮水以南为楚，淮水以北为夏，大致分明。至于越、楚分界亦可于《货殖列传》中推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