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9)

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消失了，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24)秦汉时期形成的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华夏族与原先杂居相处的诸族混合而成的，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范文澜所讲东周时期是中国朝着统一方向发展，为秦汉统一作初步准备，具有重要意义。范文澜论“初期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等重要理论问题，也都凸显以精审的考辨推进学术研究的特色。
经学史领域也有引人注目的成功例证，此为吴承仕撰写于1934年的《五伦说之历史观》。吴承仕原为著名国学家章太炎弟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担任北师大及中国大学教授多年，著有《经籍旧音辨证》《经学通论》《三礼名物》《淮南旧注校理》《国故概要》等。后来，因接近范文澜等进步教授和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又借阅《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迅速走上革命道路，确立了唯物史观信仰，并于日寇大举进逼华北、北平学生运动高涨的紧急关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色教授。《五伦说之历史观》要考辨和阐释的，是经学史上“五伦”与三纲五常是否同为一体的问题。他认为，历代儒生因长期受到专制思想的压制，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一向错误地“把‘纲常名教’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认为该体系历经百世而一成不变，看不到从先秦到汉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变化。
前后的不同，实际上是由比较开明的、有相对性的君臣关系，变成了绝对专制的、下必须严格服从于上的等级压制关系。
对此，他作了精密的考证。他认为“五伦”与“三纲五常”内涵不同，时代不同，作用也不同。五伦即《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五伦，至少是先秦的旧说，而三纲五常则是汉儒的新说。《春秋繁露》首先提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后被《白虎通义》等加以发挥。这样，“汉儒把它抽象化，即名之为三纲”，又将之与寒暑昼夜等自然现象相配。“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本来是《中庸》郑玄注引《纬书》来证明天命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汉儒就将五种道德规范与古代哲学认为宇宙原素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配。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神秘的附会，目的是为了发挥“支配者对于被支配者最好的麻醉作用”。因此，“三纲”的实质是“权威的，宗教的，主从的，主观的”。“五伦”是有关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应明确其与“三纲”不同的实质，它是“理智的，人事的，相互的，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