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7)

如：通过阐释《甫田》，分析其所反映的阶级对立关系：“‘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你看农人是属他的，他不耕而获的一年取十千，把些剩馀陈腐的米谷赏给农人吃，这不如象在养猪狗一样吗？但他骗人的程度已经很高明了。他把农人的黍稷牧畜取了，但他给他们的口惠是没有忘记的，他说：‘我的田弄好了，真是你们农夫的功德啦!’(‘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他立了田官去监督那些农夫，他时常还要亲自去监督，不准他们偷懒，他说他是犒劳他们。农夫在这样的监视之下，当然偷不起懒来。”(20)《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三篇、第四篇是分别讨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全书的共同特点，就是史料搜集详备，考辨精审，贯通研究，又以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原理作为指导，遂能对殷周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本质性认识，使古代文献中的记载顿现活气!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初版至1932年底印行了5版，正说明这部著作受到罕见的热烈欢迎。当时赞成唯物史观的学者发表的书评中肯地指出：“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来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史学界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21)而属于“新史学”流派史家的张荫麟同样敏锐地认识到，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范式具有开辟史学研究新道路的意义，所以赞扬此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22)。1932年至1935年，郭沫若又相继完成《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重要著作。前书正编共收录了800片甲骨文史料，以科学观点提出甲骨文分类的新体系，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八类。后书著录了323个两周青铜器皿，用科学的眼光先找出有明确铭文记载年代的标准器，然后依靠花纹、形制、文体、字体等项，逐件考证它们的年代关系，最后将两周青铜器分期划定为四期：
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以前浑沌一片，只能作古董赏玩的青铜器，至此终因有了恰当的年代而能为研究者所使用。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上再次展现出其以理论卓见和精审考证相结合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唐兰所评论的：“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23)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既体现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是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发展，因此获得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学者的钦服。1948年3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推选出81位院士，其中文科组院士28人，郭沫若与陈垣、陈寅恪、杨树达、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人一同当选，便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