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5)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有成就的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功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锐敏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那么，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非但不加排拒，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唯物史观对指导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顾颉刚于1933年所写的《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
…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我们虽不谈史观，但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13)他又以欣赏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说：“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虽因职务的束缚，未得多读这方面的著作，但我深知道兹事体大。”(14)吕思勉在实证方法基础上写成的史著，很重视各个时期经济的研究，原因即在他初步学习了唯物史观的原理，用以指导其史学研究。他在1945年所著《历史研究法》中写道：“(马克思)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15)
以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考证学者互相推重、钦仰的评论，为20世纪学术的进程留下了具有激励作用的记录，正是这种基于实事求是和“治史求真”精神的科学态度，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
三 唯物史观指导下精审考证推进学术发展举隅
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精审考证的成果推进学术发展的著名例证当首推郭沫若和范文澜。
郭沫若于1931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它的成功为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解释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示范，同时又雄辩地证明，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重视史实和精审考证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他对于广泛搜集、梳理、考辨工作下了十分扎实的功夫，出色地对旧史料做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材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似乎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商时期的社会生产活动方式也得以重现。在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他指出应该褫除前人加在《周易》上面的重重神秘外衣，还其保存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记录的本来价值。他说：“这些文句(即卦辞、爻辞)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