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4)

1949年以前，这两大学派平行发展，但它们之间并非互不相干，而是互有紧密的学术关联。
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郭沫若对于王国维的著作有很高的称誉：“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⑦以上评论见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于1929年。至1945年郭沫若撰《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又表彰王国维的卜辞研究“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埋没的秘密”，并说：“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⑧郭沫若对顾颉刚关于古史辨伪的积极成果也有明确的肯定，称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⑨。侯外庐在研究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实践中也很重视吸收考证学家的成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第一步，当以文献学为基础，作者的时代，著书的真伪，文字的考证，材料的头绪，皆专门学问。”⑩他又在《韧的追求》一书中，称王国维和郭沫若同是他的老师：“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又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勇于创新。我之所以赞赏王国维考辨史料的谨严方法，钦佩郭沫若敢于撞破旧史学门墙而独辟蹊径的科学勇气，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老师，原因在此。”(11)陈垣先生在宗教史、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中外交通史等历史考证学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白寿彝于1980年纪念陈垣诞辰一百周年时曾著文予以高度评价，至1990年陈垣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他又撰写文章进一步褒扬援庵先生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当下价值。他指出：“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
”“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严谨、有创见而使人信服。”“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都应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当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