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2)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②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却恰恰是十分必要的。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③
经典作家十分强调准确可靠的事实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必须下功夫搜集丰富的材料，认真做好分析、考辨工作，从事实的总和与联系中去掌握其实质，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重申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宗旨问题。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唯物史观要求通过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生产方式的变迁，来探求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而同样必须牢记的是，尊重史实，达到“求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宗旨，并且必须置于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的地位。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正确地描绘出生产方式运动的图景，以恢复人类历史进程的原貌，其内在意蕴也是为了“求真”。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重视事实和“求真”的思想，不正与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实事求是”互相贯通吗？传统学术重视“实事求是”有长久的传统，远在西汉就已经提出来。《汉书》记载，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喜爱学术，喜聚图书，与诸儒相讲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④班固对“实事求是”治学风格的记载和颜师古的阐释，正揭示出传统学术的精华。它源远流长，为历代优秀学者所继承、发展。至清代中叶，考证之学大盛，形成在特殊时代条件下学术繁荣的局面，学者们更以“实事求是”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治学追求。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言：“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
”⑤从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考证名家们互相交流切磋，遂形成了一套极具时代意义的治史方法，即：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影响至为深远。20世纪前半叶，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群体，便是自觉继承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并且吸收了西方新学理而产生的。王国维等人都特别服膺顾炎武、钱大昕的成就和方法，自认为直接继承清儒的学问，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的论著都是在20世纪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被称为“新历史考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