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2)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32)尤为著者精心构撰的名作，其考辨和论证，上下纵贯几千年，包括大河上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重点探讨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汉至唐900多年间，西汉河患严重，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在河患很严重的时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安流无事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以往水利史专家的解释，都认为是东汉王景治河“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是他的成功所带来的。谭氏则慧眼独见，分析问题的所在：王景治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只称“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河，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33字讲的是在下游从事修防工程，仅属治标之法，何以能收长久之效？
再者东汉后叶和魏晋南北朝，是封建政权腐朽无能和割据混乱时期，黄河却能安流，这显然不能以社会政治因素作解释。他决不作眼光狭窄的考证家，总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局部地位，或者限制于考证某项具体问题之内。而是把眼光投向历史上整个黄河流域，抓住“黄河溢洪改道在下游，而主要地酿成祸患的洪水和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这一根本问题，逐层分析考辨。他运用工程学的知识，计算黄河中游不同河段洪水含沙量，证明对下游水患起决定作用的是中游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范围内，战国以前以畜牧、射猎为主，植物很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山西“饶材、竹、榖、鲈、旄”等林牧业特产，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至秦汉时期，国家却向这一地区大量移民开垦，如汉武帝于元朔二年、元狩三年、元鼎六年、天汉元年多次募民徙边郡，开田官，数量有时多达七十余万口。
作者指出：“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33)。东汉末至十六国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呢？谭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考证：(1)晋西北迟至南北朝晚期，居民仍以“山胡”为主，以畜牧为生。(2)陕西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前此废边郡已有二百余年。而实际上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那些地方仍不设郡县，正反映其多数居民仍为居无常所的牧民。(3)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仍不立郡县。(4)据《魏书·铁弗传》及《食货志》载，赫连勃勃之父卫辰被魏道武帝击败时，俘获品中只有马、牛、羊，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也仍然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