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19)

“上述这些史书，许多学者通常在研究孔子及其思想时都需要引用，但它们显然又不同程度地掺杂一些失实甚至造假的史料。《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事迹，真伪杂糅，前人多已指出。即以最具史料价值的《论语》而言，因系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所记，而非孔子本人著作，也不能尽信为实。传世文献不尽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加以使用。问题是在引用时要加以识别，去伪存真……先秦诸子和《史记》等书关于孔子的事迹和言论有些是失实或者是不可信的，但不能因此说先秦诸子和司马迁伪造了一个‘假孔子’的形象。就研究孔子的方法论而言，辨别有关孔子史料的真伪，与判断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真假孔子，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画上等号。如果把古书中关于孔子事迹和言论的不实记载都用‘假孔子’来加以概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假孔子’就会满天飞，真假孔子反而莫辨了。
”(55)西汉末至东汉初的纬书，就塑造了一个神化和妖魔化的假孔子形象，“他生有灵异，长大成人后能预言和作法，是方士和儒生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斗争需要而捏造出来的先知”(57)。以此即可证明：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联系历史环境，综合各种史料分析探讨，才能求得不同时期孔子学说演变的真相，而这一切工作首先必须以对史料认真甄别、精当考辨为基础。著者能从方法论角度进行总结，是其研究工作的升华，也是贯彻优良学风的体现。《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一书之所以成为足以传世的力作，就因为著者出色地做到了科学研究应当具备的各项要求。
以上三位学者的学术辈份有别，治学专攻领域不同，却又具有共同的特点，即识见与功力兼具，既重视理论指导、又注重充分占有史料和严谨考辨，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他们同是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名家，张政烺、杨向奎两位前辈是建所初期的学术带头人，林甘泉虽然是第二代学者，但也进所甚早，对该所学术研究也有开拓之功，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共性，正是这个学术团队的共同品格，而这也恰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特定的学术环境的产物。历史研究所的学风建设是由三个有力的因素促成的：一是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中华文化精华长期熏陶；三是对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成就的继承。不仅这三位学者，还有历史研究所其他多位学者，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共性。我们从近70年这一研究团队发展的历史，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学科建设前后相承的治学理念、方法和风格，因此自1954年历史研究所创建以来，从中华文明起源、殷商史研究开始，直到清史研究，诸多领域都相继取得显著创获，其内在推动力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