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肮脏战争中的美国身影(5)

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州长在他的讲话中所展示的那样，阿根廷军事政府对“内部敌人”的定义很宽泛：
“首先，我们杀死所有颠覆者，然后我们将杀死他们的合作者，然后……他们的同情者，然后……那些无动于衷的人； 最后，我们将杀死胆小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最终，秃鹰行动在美国的“反共”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从由阿根廷军事高层领导的政治暴力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运动。从统治阿根廷军队的立场来看，他们有意错误地将国内社会冲突定义为“共产主义阴谋”，将自己置于“全球圣战”（此处指美苏冷战）的最前沿，试图对威胁国内传统权力结构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酷刑进行人权合法化。而且，军政府声称颠覆分子会滋生颠覆分子。 为了拯救颠覆者的孩子并净化他们，有必要将他们安置在“好”家庭中，并给予他们“正确”的教育。
在这场非常规的肮脏战争中，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被用作恐吓和控制民众的机制。正如活跃于美国学界的阿根廷学者费德里科·芬切尔斯泰因在他的《肮脏战争的思想起源》中所回顾的那样，在军事统治下，即使一个五岁的孩子也认识魏地拉将军，哪怕他们不了解维德拉将军在这个国家中的角色。此外，不少人回避谈论政治，因为他们认为提及军政府太危险了。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担心并且不信任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例如敲门、邻居来访或打错的电话。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有效地对人民进行了恐怖袭击，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恐惧很可能使他们无法参与挑战传统统治精英地位的反对活动。
更重要的是，阿根廷在获得美国支持进行秘密战争的同时，也积极向其他拉美国家出口国家恐怖镇压手段。1980年7月，阿根廷海军卷入玻利维亚政变，推翻临时总统并阻止“南美古巴”的崛起。除了在南锥角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之外，阿根廷还与玻利维亚军队就非法跨国运输网络（主要为可卡因贩运）合作。阿根廷将军卡洛斯·吉列尔莫·苏亚雷斯·梅森（Carlos Guillermo Suárez Mason）也是毒品事务的合伙人，领导着阿根廷军事和边缘军事组织内部的网络，该网络成功地开展了反共行动和毒品交易，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中美洲，阿根廷也参与其中政局。一方面，阿根廷军队与美国进行了协调，将资金和武器转移到中美洲。另一方面，阿根廷顾问对中美洲军官进行了心理战役（PSYWAR）的培训，希望能够在中美洲实施类似的国家恐怖主义肮脏战争。
此外，阿根廷还与边缘军事部队合作。在上世纪80年代的洪都拉斯，阿根廷训练了秘密的边缘军事组织，该组织人员被指与洪都拉斯数百人的被迫失踪有直接关系。考虑到阿根廷在这场区域性政治战略中积极的扩张活动，阿根廷军事政府领导人似乎很少或根本不需要美国的鼓励来参加“冷战”。阿根廷领导人，特别是那些专制独裁或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在反共或“平叛”战争中成了积极的计划者和实践者。也就是说，在阿根廷，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军事领导人有足够的动机开始反叛运动，而美国对“秃鹰行动”提供的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促进了国家恐怖主义运动的成熟与专业化。随着在阿根廷国内的成功实践，国家恐怖主义作战策略日趋成熟，阿根廷军事领导人出于经济或政治利益的考虑，主动将注意力从“外部叛乱分子”转移到了国外。总体而言，阿根廷建立军事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美国的反共政治形态的目标人群恰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的阿根廷军政府的打击对象重合，军政府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动机使他们与美国站在了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