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女性情谊的历史也是一部女性解放史？(4)

追随卢梭脚步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也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求友谊的典范。他们想效仿希腊友谊中所有令他们钦佩的典范，但忽略了关于同性恋的论述。例如，翻译柏拉图《会饮篇》的18世纪诗人雪莱就提出了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景。先不说雪莱的用词，这个愿景并未将女性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他也可能对19世纪女性之间的浪漫的友谊所具有的突出地位感到惊讶。就像爱情一样，两个女孩或两个女人之间浪漫的友谊往往充满激情、排他性和强迫性。青春期的依恋经常发生在女校，甚至在其中一个或两个女人都结婚后，这种依恋可能会发展成终生友谊。社会不仅接受了两个女人在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女性理想来提倡。

《新爱洛伊丝》，[法]让-雅克·卢梭著，陈筱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
这种强烈的女性情谊往往会让人们将其与“女同性恋”一词联系起来。“女同性恋”这个词直到19世纪末才流行起来。作为描述两个女人之间性行为的术语，女同性恋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社会学的词汇。同性恋这个词同时用于男性和女性（最早见于1869年德语术语Homosexualitat）。在那之前，通常认为女性的浪漫友谊不包含性行为，一个女人可以向另一个女人表达极强烈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爱，而不会招致不恰当的怀疑。
美国性学历史学家约翰·德·埃米利奥和埃斯特尔·弗里德曼告诫我们，不要把复杂的浪漫友谊同质化，也不要把它们变成原始的女同性恋关系。这些生活在伴侣关系中的 19世纪美国女性，似乎对性鲜有兴趣，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根据历史学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浪漫的友谊看作跨越一个连续统，从这一端“坚定的异性恋”到“毫不妥协的同性恋”那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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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情谊与女权主义：
跨越阶级和种族的友谊？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一个妇女地位委员会，由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席。1963年（埃莉诺死后一年），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列出了在治理、教育和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做法，并提出了纠正这些做法的建议。随后，各个州长组织了妇女问题委员会。就像新女性和早期女权主义者一样，女性再一次互相交谈，并与男性谈论阻碍她们充分参与美国社会的那些障碍。同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畅销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stique)，讲述了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冲突。弗里丹的个人风格赢得了郊区白人的喜爱，她们发现，除了最新的西屋烤箱，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弗里丹后来也成为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始成员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