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程序正义，所谓清官崇拜更是一种幻想(3)

亲历亲为，巡行各部，雪冤禁暴。后来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宋史翼》将宋慈列入《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 技术是实现正义的基础 《论语》有所谓“君子不器”之说。中国古代讲究诗书教化，对格物致知之类的技术素来忽视。而且检测尸体的仵作地位低下，在宋代只属于吏，为吏者终身不得作官，士大夫耻为之。 但问题是，正如宋慈《洗冤集录》序文所言：“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定杀头大罪的依据莫过于弄清第一手案情，而这依赖于检验技术。如果不重视检验，只能是葫芦僧判断糊涂案，毫无正义可言。宋慈认为：“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栝，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
”法医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委派何人办案，如何办案，都需要慎之又慎。 宋慈的伟大，不在于他秉承了儒家倡导的廉洁清正精神，更在于就是他 从不空谈精神，不以猜测当实证，而是重视实际证据，反复勘察，用精湛的法医技术明辩奸邪，让正义真正得以实现。 宋慈一生的价值，不应局限在法医学领域，也不应局限于法律领域，而在于，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改造树立了一个范本。 在民间传说中，包拯与狄仁杰常被视为古代神明般的断案清官。其实他们更多属于政才突出、富有清誉的通才，断案并非其最重要的工作，其传说更多来自文艺的演绎。尤其是包拯习惯的断案方式，往往是“打落头上的乌纱帽，剥去身上蟒龙袍”，主要靠凛然正气，甚至是刑讯手段，基本上具有一种反技术品格。再比如，明代最著名的清官海瑞则直言其判案原则是，“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
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海瑞这里，如何用技术查明案情并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直接套用礼教上的尊卑秩序。技术从来不是他们断案的首要选项甚至必要选项。